“后新儒学”对传统儒学实践观的省察

通过对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哲学的反思,"后新儒学"认为当今儒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实践观的转变。传统的实践观内缩于心性修养和道德形而上的探求,主要偏向于道德的维度。"后新儒学"融摄马克思主义和船山哲学,提出以社会历史生活为总归的新的实践观,此种实践观旨在克服儒家传统实践观的缺陷,真正进入生活世界。     

从船山论史看其史论之精神原则

王船山论史主要围绕着历史中之天命、公私与时势以及华夏夷狄之辩而展开。从天命之尊严,到公私与时势,再到华夏夷狄之辨,始终贯穿一基本的精神原则,即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民族主义的固守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价值)的捍卫、继承和宏扬。船山史论尤其是民族主义对近世湖南乃至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影响深远。     

论胡宏的教育思想及其传承

胡宏的教育思想以明道而达道为根本旨归,坚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教育理念,德性修养与经邦济世兼重,倡导体用合一。胡宏以碧泉书院为主要教育基地,培育了张栻、彪居正等理学大家,张、彪传道于岳麓书院,影响深远。     

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

作为20世纪中国三大思潮之一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产生与发展与西方现代化的扩张背景下的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密切相关。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派,尤以现代新儒家学派为主要代表。文化保守主义有其鲜明的特点。     

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人性论的理解与诠释

以唐君毅、曾昭旭为代表,现代新儒家从理、气与授、受理解船山人性的内涵,并依此诠释船山人性中不善之来源,认为"善"存在于天与人、物"授"与"受"的过程之中,不善也源于此"授受"之际。在此基础上,人当继天道以立人道,最后归于人文化成之世界。在与宋儒的比较中,现代新儒家的诠释凸显了船山人性论的卓绝,他们期望借船山上下、内外贯通的人性论来开启道德主体的外通之路,进而走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困境。     

论王船山对湖湘学派的思想承接

王船山出生、成长、生活、著述于湖湘大地,从地域理学的维度考察船山思想的形成,既能深化船山思想的研究,又能深入对湘学的了解。船山思想与湖湘学派之间有重要的思想承接关系。一方面,从湖湘学派到王船山,其间有明晰的人物传承谱系:胡安国-胡宏-张栻-吴猎-吴道行-王船山;另一方面,王船山在辟佛观、理欲观、人性论、知行观、经世观等方面,与湖湘学派之间表现出深刻的思想传承。     

梁启超与近代湘学的兴起

梁启超是最早提出“湘学”概念并进一步研究湘学的学者。湘学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为民主政治;二为学理精神。梁启超肯定了船山思想是湘学在近代得以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湘军、维新变法运动是湘学复兴的外缘推动力。梁启超的湘学观有助于我们了解湘学在近代复兴的客观情形,对于今天的湘学研究的开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朱伯崑的船山易学论

朱伯崑从易学思想的源流考察船山易学与张载、方以智、程颐、朱熹的关系,认为船山易学主要继承的是宋易义理学派中理学和气学的传统,并指出乾坤并建是船山易学的最大创见,进而肯定船山易学为其气本论的哲学体系奠定了思想根基。朱伯崑对船山易学的阐释,是其易学哲学史研究方法和观念的集中体现。     

从王船山到毛泽东——近代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流动于湖湘大地的生生不息、薪传火递的湖湘文化精神涵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湖湘儿女。强调体用合一、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精神，经王船山的极力阐扬，中接曾国藩、杨昌济等，至毛泽东而发挥极致，铸就了他特殊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     

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概述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推进20世纪船山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从理气观、性命论、知行观、历史哲学四个方面对船山思想作了积极的创造性的研究,并提出了王船山是中国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最高峰,是明清之际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等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船山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