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还是资源动员？——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研究

中国的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在独特的制度、文化及组织情境性下,我国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机制是否具有独特的情境效应？基于CGSS 2005城乡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我国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一般普遍性的社会建构作用;而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反向作用于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独特的资源动员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这拓展了现有研究中人际网络依赖于组织网络的调节机制模型。     

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走向制度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群体。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文化内化不深、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因此,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其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探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政治参与主体行为是否符合政治系统的程序和制度,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近年来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认识其表现形式,分析其原因,寻找治理对策,对于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试图从国家制度、公民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分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的表现、特征及原因,来探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治理对策有:坚持政治参与的正确原则;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提高公民对政策体系的支持度;疏通和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大力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严格约束公共权力,依法行政。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政治文化落后、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保障不力、政治文化落后、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为破解这种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塞缪尔·P·亨廷顿在对发展中国家观察和估价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政治稳定的一系列变量并指出了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他认为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关键性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有：现代化、政治参与和城乡差距。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亨延顿的政治稳定理论中阐述的政党政治、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比例协调、改革促进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础条件等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理论启示和现实借鉴意义。     

论政治稳定视野下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政治现象,其发展状况对该国的政治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即理性而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够促进政治体系的稳定,盲目而无序的政治参与会造成政治体系的动荡。因此,推动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维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政治安定局面,需要做到:一、加强我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二、提高我国公民的民主政治素质;三、实现政治参与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四、塑造公民良好的政治参与心理。     

广州公民政治参与若干特点

广州公民政治参与有明显的特征:组织化程度较高;以制度化和理性化的政治参与为主,同时存在非制度化和非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民生型问题是政治参与的关注焦点;新闻媒体是政治参与的主流渠道;政治参与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体现出层次性。把握这些特点,对于促进广州公民政治参与朝有序化方向发展、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桐城派研究述评

20世纪桐城派研究以其学术范型的转换和自身相对完整的阶段性为依据,可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前20年为承续期,三四十年代为进展期,新中国成立后至7O年代末为低落期,8O年代以来为复兴与繁荣期。20世纪的桐城派研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爬梳清理这一事实,对认识新世纪桐城派研究的新起点不无裨益。     

法治迈向方法的时代——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转型中国法治出现对法律方法论的需求,以迎合法治时代的到来。不仅各种传统的法律方法备受重视,而且贴近中国法律运作实际与时代要求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这显示出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开始繁荣。其主要表现在中国学者已经围绕着法治建设,开始构建与论证适合中国法治需要的法律方法体系和法律方法论体系,同时以更加精致的理论回应司法实践。法治似乎要走过粗放而进入细腻阶段,法律方法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诗格论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代诗格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即:魏晋南北朝为孕育期,唐代为成型期,宋代为发展期,元代为承传期,明代为繁盛期,清代为深化期;古代诗格论的特征则主要体现在称名的扩张性、内涵的多样性、阐说的传承与消解性三个方面。     

第三部门的发展：功能、缺陷及治理对策——对全球蓬勃发展的社团革命的回应

在全球蓬勃发展的社团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关于第三部门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来自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力量,第三部门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全面革新,它在制约政府权力、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但第三部门并非“德行完美的神话”,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也会失灵,治理的对策是在第三部门自身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完备的培育机制以及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约束机制。     

从解构主义翻译观视角简析《红楼梦》的不同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也是中国文学创作的奇葩,对它的研究和批评形成了至今仍蓬勃发展的"红学".<红楼梦>在世界文坛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它的全译本在许多国家陆续出现,甚至在某些国家拥有十几种版本.因而对<红楼梦>的不同翻译也成了众多学者热衷的课题.在借鉴和吸收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辩证翻译系统观为哲学指导,以解构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采用理论与实证、定量与定性、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它的两个著名全译本: ADream of ReDMansions 和The Story of the Stone,力求系统掌握解构主义在<红楼梦>翻译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价值所在,进而推动"红学"的不断发展和扩大"红学"的研究领域.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正变批评

我国古典诗学中的正变批评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可概括为:唐前:古典诗学正变批评萌生与起点确立;唐宋:古典诗学正变批评潜伏流贯与展开;元代: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着力点转变与称名出现;明代: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盛兴与诗体正变辨析深入;清代:古典诗学正变批评深化与得到消解。我国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的发展过程,鲜明地呈现出展开、转变、提升及与历史发展相消长的特征。     

日本中国农村研究50年:内容演进与学术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研究立足于他者视阈下的中国农村研究,整理了1965—2019年间日本文部科学省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立项课题。统计发现,该领域日益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并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中国农村研究经历了起步阶段、探索阶段、茁壮成长阶段、多元发展阶段的演进趋势,呈现了多领域研究与学科交叉融合、稳固的研究机构与学者、中日学者合作与交流、密切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等学术特征。总体而言,日本中国农村研究依旧处于活跃状态,系统整理与译介述评日本学界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史料信息等是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只会被发展而不会被消解

世纪之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途命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贯彻双百方针和开展学术研究的过程中 ,出现了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特别是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种种错误观点 ,针对这些观点的立论根据 ,作者从哲学史、特别是哲学分化的历史方面进行了反驳 ;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 ;认为要将研究最大的整体、最普遍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的哲学本身 (本体论或世界观 ) ,与研究某一领域的最完整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的部门哲学区分开来 ;探讨了在当前形势下 ,既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又建构与当代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气论

我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气论,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宋代);成长阶段(元代、明代);兴盛阶段(清代前中期);深化阶段(清代后期).上述四个阶段,标示出了我国古典词气论不断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的轨迹.     

世纪末的觉醒——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内在自觉

本世纪中国文论走过了自由争鸣、归属政治和自我觉醒三个时期 ,形成了关切审美价值和强调社会目的两个理论观念。新时期文论继承了传统 ,尤其是关切审美价值的文论传统 ,不断地实现着处境的自觉 ,即自觉地选择着自身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个性自觉 ,即积极面对传统 ,形成自己的特色 ;意义自觉 ,即认识到了文论的价值在于揭示和拓展文学的隐喻性内涵 ,在于建构自身 ,因而就会承认并促进多元局面的形成和繁荣。新时期文论的这三个自觉 ,并非是孤立的现象 ,而是 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解放的结果 ,是在人充分认识到了人的独立存在本性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