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为何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卓尔库特古城小记

建立西域都护府,是汉朝中央政府管辖、治理西域地区的一项重大举措。《汉书·西域传》记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彼时,西域都护所辖范围包括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天山以北,其治所设于乌垒,乌垒“与都护同治”。     

汉王朝统辖西域的重要物证 汉归义羌长印小记

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大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凿空”之旅进一步密切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往来,为汉王朝统辖西域打下了坚实基础。公元前60年,汉朝在乌垒城(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设置西域都护府,并任命郑吉为首任都护,下分设副校尉、丞、司马、侯、千长等,保留原来西域诸国名称,封任原有的首领。     

13、14世纪畏兀儿亦都护世系考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对１３、１４世纪畏兀儿亦都护世系史料做研究之后，将这２００年间的亦都护世系分为四个阶段并试图回答在元顺帝至正十三年死去的亦都护月鲁帖木儿是何时袭位、他与前任亦都护太平奴是什么关系等几个问题     

元代畏兀儿亦都护谱系及其地位变迁

在元代民族关系中，蒙古与文化程度较高而又自愿为其附属国的高昌畏兀儿之间的关系颇为突出，这在很大程度又体现在畏兀儿首领亦都护与元廷之间的关系上。对于畏兀儿历代亦都护，过去鲜有专门研究。本文根据不同时期畏兀儿亦都护的政治、军事活动史实，对其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变迁，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力求使畏兀儿亦都护的传承谱系有较清晰的脉络可循。同时，将这些畏兀儿亦都护的活动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对它所产生的作用与结果做了具体阐述。     

唐代单于都护府考论

单于都护府是唐代六大都护府之一,不少论著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它的一些情况。然而由于史籍记载的缺乏和混乱,至今仍有许多问题不很清楚或意见不一。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单于都护府的几个基本问题略作一些考察,以就正于学界。 一、单于都护府的建立和变迁 关于单于都护府的建立,史籍有两种不同的记载。《资治通鉴》(以下略作《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元年:“九月,庚子,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释之,拜左武卫将军,处其余众于郁     

试论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及变化

关于元朝政府对归附后的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 ,本文认为大体经历了畏兀儿亦都护自主国事以及过渡到元朝政府直接管辖两个阶段。此外 ,蒙古统治者对西域诸地的二重管理体制同样对畏兀儿地区政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蒙古大汗与西北藩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 ,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两面都应付的态度致使元朝统治者改变了以往的政策 ,至元年间畏兀儿亦都护王室受命东迁应是其直接后果。     

从渤海到契丹——征服王朝的成立

一、契丹的叛乱与渤海之建国高宗总章元年(668),唐朝终于打败了自隋朝以来为敌的高句丽,在平壤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在直接统治了其遗民(即高句丽人和被他们统治并为之同化了的靺鞨人,二者在广泛的意义上都可以被看作是通古斯族)后,依照惯例,将其中的一部分移徙至唐本土的营州(朝阳)。另一方面,在营州附近及其以北地区,在太宗征讨高句丽以后大举内属于唐的契丹族,在契丹人的松漠都督统治之下,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统一而散居着。由于自北朝以迄隋     

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 ,对西域都护的称谓和建置时间这两个问题作了探讨 ,提出 :西域都护设官于汉宣帝神爵二年 ,立府施政在神爵三年 ;它在建立初期为加官 ,属虚名 ,约在汉成帝时变为国家正式编制下的实名官职     

元代亦都护家族的后裔——西北民族史札记之一

一二○八年,成吉思汗西征,久已沦为西辽藩届的畏兀儿国,乘机杀西辽少监而归降蒙古。一二一一年,畏兀儿国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亲赴蒙古草原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他的主动降附十分高兴,将女儿也立合敦嫁给他,封他为“第五子”,“宠异冠于诸国”。此后,巴而术家族得以保持畏兀儿“亦都护”的地位。到世祖忽必烈时,亦都护纽林的斤战死有功,元朝又封赠亦都护家族为“高昌王”。这样,以后的嗣位者均称为“亦都护高昌王”,直至元朝灭亡。 关于亦都护家族的世系,中外学者根据虞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及《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等史料,做过不少考证工作,基本上已梳理清楚。明太祖洪武三年,冯胜攻占兰州,军锋指向河西,最后一位亦都护和赏,“自永昌率府属诸辕门内附”。明朝封和赏为杯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并诏许子弟世袭其职。洪武七年九月,和赏     

“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唐太宗北疆经略的创新性尝试

以往学界对“天可汗”称号的探讨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多聚焦于其实际功能，而对燕然都护府则少有专门性研究。从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角看，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是草原部落认同其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而设置燕然都护府则是唐太宗为谋求超越传统以获得“上策”评价在北疆经略中的创新性尝试。善于总结前代经验以制订边疆治策是唐太宗边疆经略的习惯做法，燕然都护府的命名、对突厥降众的安置以及积极经略东北边疆等，都体现着前代经略对唐太宗边疆治理的影响。多民族国家就是在这种前赴后继地继承与发扬前代治理实践经验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     

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

所谓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是指从唐末以来兴起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奚、突厥、回鹘、吐谷浑、鞑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军人政治集团。这一集团是唐末李克用太原割据政权和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三王朝以及北汉小朝廷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本文对这一集团的形成过程及其组成成分进行了考察。     

扬州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探讨了扬州在唐代、特别是唐中叶后的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才开始谈及伊斯兰教传入扬州。在对伊斯兰教唐代传入扬州的一些证据进行评价时,笔者又特地再赴扬州进行进一步核实取证。在对扬州伊斯兰教历史文化进行具体研究时,本文将重点放在仙鹤寺和普哈丁墓两个点上,而更着重其文物古迹的介绍和文物古迹研究意义的揭示。接着对扬州的几位重要人物、特别是对关系中国伊斯兰教全局的人物,进行了初步材料梳理。最后附带列举了扬属高邮菱塘和仪征两地的碑文名称,对仪征《遵圣制碑记》进行了一点介绍。     

安多藏族地区的金石碑铭

安多藏族地区散布有大量的碑刻铭文资料 ,它们涉及了本地从唐代直至如今的历史、经济、文学、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对这些碑拓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以及它们的重要性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试论唐朝在契丹族地区设立的府州

唐朝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唐朝的强大和民族政策的相对宽容,契丹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有很多契丹人成为唐王朝的属民。为了加强对契丹人的管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唐王朝对契丹人实行了设府置州、册封、赐姓以及和亲等一系列羁縻统治措施,进一步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发展,为契丹族的勃兴创造了条件。     

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     

试论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

文章认为,唐代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开拓与经略过程中,因袭历史上传统的"因俗而治"的方法并加以发扬光大,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羁縻府州制度,并把之成功地推行于边疆地区.大唐帝国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繁盛和周边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增强,与羁縻府州制度在周边民族地区的推行是密不可分的.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虽然出于宋王朝的军事战略需要,但客观上促进了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西部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唐禄赞萨逻墓志考释

唐禄赞萨逻墓志墓主人的姓氏、籍贯、亲属,以及投唐的时间等信息,皆与禄东赞家族的信息相吻合,但此人与史书记载的其家族圣历二年投唐事件无涉。考察墓志可知,吐蕃论氏家族的投唐事件至迟在武周垂拱初年就已有发生,而史书缺载。另据此墓志,《元和姓纂》尚遗漏早年投唐的论氏家族成员论钦陵子禄赞萨逻,而且早在垂拱初年已经投唐的禄赞萨逻就以禄为姓。另外,由禄赞萨逻投唐事件,我们还可以窥见吐蕃上层昔日斗争的更早的一些内幕。吐蕃王室与论氏家族的这番权力之争,至迟在唐武后垂拱元年就已经明朗化了。     

元代回回商人在甘宁青的活动和特点

蒙元王朝在其盛时状况时期,无论是在社会经济,还是在交通运输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加之元代对商业活动的保护和有效管理,都为元代社会地位较高的回回商人在甘宁青的商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在整个元代而言,甘宁青回回商人的商业活动无法和东南沿海及中原地区的回回商人的商业活动相提并论,但是这一时期回回商人相比于他们的先民唐宋时期的"蕃商".他们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代以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政治控制的角度讨论土司制度的起源.本文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本文认为,该制度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是地方洞酋与王朝政治在两宋期间围绕着市场展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元明以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区域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