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的音乐性——史诗文字对其音乐的表述之研究

当世界已经议论了几千年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这些希腊、印度的伟大史诗的时候,而今世界上正越来越多地议论起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它使我们的国家、民族赢得了世界地位和声誉。它的意义不但在于其高度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并且在于非凡的音乐、艺术价值。《格萨尔》究竟与音乐有什么联系?这种联系紧密到什么程度?进而确立研究《格萨尔》音乐在《格萨尔》研究中的地位,以及了解《格萨尔》音乐的具体面貌、全面价值是至关重要的。     

雪域灵魂《格萨尔》

从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到辽阔富饶的蒙古草原，从长江黄河源头，到美丽的贝加尔湖畔，从昆仑山下，到喜马拉雅山周边，到处都流传着一首不朽的诗篇，她的名字叫《格萨尔》。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比世界五大史诗——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以及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的总和还要长，至今仍以口头形式广为传唱。《格萨尔》产生于藏族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的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即纪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 史诗一开始就在…     

论《格萨尔》史诗情节基干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讨论了<格萨尔>史诗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早期传承形态--"七章本".<格萨尔>史诗作为英雄史诗,从情节结构上完全符合世界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和英雄故事的基本情节结构."七章本"是传承藏族及其周边众多民族中的<格萨尔>史诗,它的这一稳定的结构和共同的情节单元表现出了<格萨尔>史诗传承和传播的基本形态.正是在这一情节基干上,各族的<格萨尔>史诗继续抽枝开花,茁壮成长,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浅谈《格萨尔》藏戏

<格萨尔>藏戏是藏族戏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藏戏的形式演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格萨尔>故事.<格萨尔>藏戏一般分为寺院藏戏(俗称"羌姆")和舞台藏戏两大流派.据我们实地调研,<格萨尔>寺院藏戏发源于四川竹庆寺,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而<格萨尔>舞台藏戏则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将<格萨尔>故事首次以戏剧形式搬上舞台的是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业余藏戏团.<格萨尔>藏戏艺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格萨尔>史诗的广泛传播,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土族《格萨尔》及其研究状况探析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在流传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具有多民族文化特质的<格萨尔>.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文章阐述了土族<格萨尔>的流布情况,说唱程序、形式和内容,整理、研究的状况.     

论《格萨尔》的程式化结构特点及其传承规律

《格萨尔》不仅规模宏大,其突出特点还在于它是一部至今仍被广大群众传唱着、不断丰富着和传承着的"活形态"史诗。民间口头传唱是其主要的流传形式。这部鸿篇巨著的生成和传承与其程式化的结构特点紧密相关。文章借鉴西方史诗和蒙古史诗研究的方法与思维角度。从结构入手,衍用口头诗学中"程式"和"主题"的术语概念,结合《格萨尔》自身所属的语言系统及文化传统的特点,对其整体结构、分部本结构、唱词结构、叙唱语言和曲调五个方面作出了具体的程式化解析;分析了《格萨尔》中"程式"与"主题"的具体内容,阐述了艺人如何利用"程式"和"主题"创作与传承史诗;探究了产生这种程式化的结构特点及传承规律的思想渊源,说明了史诗程式化的特点为艺人的即兴创作与记忆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     

《格萨尔》说唱艺人表演程式的外部影响

国内许多学者用舶来的帕里洛德理论分析探讨中国的叙事长诗,史诗<格萨尔>也不例外,让人耳目一新.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史诗落脚于藏民族文化传统中,从宗教意识观念和藏族叙事传统两个方面来分析说唱艺人表演程式的外部影响,     

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

前记《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是印度人民创造的两部伟大的史诗,在印度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它对我国文学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研究者认为,《西游记》就是受《罗摩衍那》的启发写成的。《罗摩衍那》故事大致流传于公元前二世纪。因为它是民间流传的史诗,不可能确认一名作者,传说是蚁垤所作,实难相信。可能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扩大而形     

论《格萨尔》史诗的巫术文化内涵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人民的大百科全书,其间蕴含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文章以宗教为视点,认为<格萨尔>史诗中的巫术是一种原始宗教的文化反映,体现了藏族人民企图征服自然的意志和愿望,史诗的某些故事情节是巫术观点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藏族人民在格萨尔这一人物身上寄托了民族的精神和期望.     

英雄、神话和隐喻:格萨尔王作为藏族民间认同和佛教原型

本文主要考察了<格萨尔>史诗中人物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在文化现实的层面上,认为<格萨尔>民间传说是藏族民间文化认同的一个标志,蕴含着历史的和神话的内容;在宗教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还认为格萨尔王也是一个原型人物(archetype).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格萨尔人物的功能不仅局限在作为藏族民族英雄的框架中,更重要的是,他契合了藏传佛教历史上高僧大德的教义传播和大乘佛教中的菩萨的理念.虽然格萨尔王是一个藏族特有的民间人物,但他仍具有超越个人和跨文化的原型品质.     

土族民间故事及其母题类型分析

作为土族口头传统中的一种叙事方式,土族民间故事立体地展示土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中的母题类型更是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土族人的信仰习俗、以及家族文化等观念特征。     

回族音乐中的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现象分析

本文旨在对回族音乐中存在的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现象进行分析,这不仅可窥见回族音乐本身的文化形态,也为探讨宏观的回族文化内涵提供具体、有力的例证。文内对回族音乐中的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的概念进行阐释;对回族音乐中体现出的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跨文化交融的文化自觉,以及回族与他民族跨族交流的文化互动两个方面形成的文化融合进行分析;对伊斯兰教统摄下的本色坚持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回族音乐独特的文化形态,在于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的并存型存在方式。     

叙事的艺术与艺术的叙事——对原始彩陶审美意象的民族学考察

现代民族学及新史学对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与图像叙事(icon narrative)的研究方法在原始文化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专家学者从民族学角度,对传世的、新发现的出土实物与图像材料,诸如原始人所创作的岩画、制作的彩陶等文化符号进行了考察,发现原始人所创造的这些符号是一种叙事方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用意象的手法叙述着自己的生活历史.同时,这些文化符号历经数千年的演进逐渐艺术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独具特色的意象性特征.     

山林文化的历史记忆与民间书写——试述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中的动物崇拜

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是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锡伯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其文本中呈现出浓郁的山林文化特征。动物崇拜现象是山林文化的核心表征,何钧佑长篇口承叙事中所展现的锡伯族动物崇拜古老而神秘,既有对山林动物的文化认知,也有独具特色的叙事模式,兼有原始性与宗教性,是研究锡伯族民族心理和族群发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羌族女童辍学调查与思考——以阿坝州茂县赤不苏中学为例

从文化的视野诠释民族地区女童辍学问题是女童教育研究领域的新尝试。笔者运用叙事研究方法,深入羌族地区一个村寨进行了田野考察,尝试从研究对象的生活经历中理解辍学问题,并从经济贫困、文化变迁、文化心理等层面解释民族地区女童辍学的原因。在民族地区社会转型期,我们有必要对包括女童辍学在内的多种教育问题做文化分析,这也是从根本上认识乃至解决当前诸多教育问题的新路。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     

“文化语境”的变化对当代羌族剪纸的影响及对策建议——基于茂县羌族剪纸的调查

羌族剪纸是羌族文化艺术的精华。经历了2008年“汶川大的地震”、灾后重建、城镇化发展之后，羌族剪纸的“文化语境”正发生着较大变化。以茂县羌族剪纸为例，其变化的外部原因包括现代流行服饰的融入、自然灾害、城镇化进程以及茂县手画花样市场的兴起对花样剪纸的冲击等，而内部原因则表现为传统习俗的变化、宗教祭祀的淡化及服饰审美观念的变化等。因此，羌族剪纸传承和发展需注意处理好传承与传播、活态与活用、变与不变等关系。     

The racialisation of African youth in Australia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patterns of reporting on ‘African youth’ in Australia show how both the constraints under which the media operates and the wider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racism contribute to new applications of racialising frames. I seek to establish specific patterns of racialisa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newspaper articles appearing in Melbourne over a roughly two month period when media attention was focused on a series of violent incidents in which African refugees were identified as either victims or perpetrators. Initial reporting is determined by journalistic reliance on police accounts of incidents involving a racially defined ‘problem group’ as evidence of the predispositions of this group within a wider narrative of worsening gang crime. The racialising premises established by police are retained even in subsequent coverage framed by the problematic of ‘integration’. Despite racism being identified and named in the course of reporting, it remains subsumed under the weight of frames which assume that the problem lies essentially with the ‘problem group’.     

Almost the same stories: narrative patterns in EU treaty referendums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ses narratives that favoured or oppose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hree referendum debates held during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of the 2000s: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in 2005 (Constitutional Treaty) as well as the first vote in Ireland on the Lisbon Treaty in 2008. In all debates examined, speakers used similar narrativ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While most narrative patterns have transnational character, however, they are also remarkably country-specific. They depend on the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social positions of the speakers articulating them.     

广西构建民族文化强区的历史考察及当代启示

新的时期,广西提出"发展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先进文化省区"与"民族文化强区"等文化战略,极大地推动了广西文化的发展,把广西当代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广西文化叙事不仅从民族性中融入了更多的个性精神,而且也逐渐融入了更多的现代文化精神,时代色彩更为浓郁,广西文化发展已逐渐由民间文艺为主体过渡到以现代精神为核心的多元发展的局面,广西文化的总体文化形象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