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的“会通”与“自得”

一 关于“会通之义” 郑樵一生与宦途无缘,亦终未借重皇家藏书,但他还是撰成了《通志》这部巨著。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郑樵毕生精力,也是尽于《通志》了。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共200卷,含帝纪18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载记8卷、列传115卷(内有后妃传2卷,附于帝纪之后;宗室传8卷,附于同姓世家之后;四夷传7卷,置于载记之后,以及其他列传98卷)。全书记事,起于三皇,迄于隋末,诸略所记下及于唐,其所综合的6种体例,略由书、志而来,年谱系年表别称,世家继承《史记》,载记采自《晋书》。它是《史记》以后纪传体通史著作发展的新成果。     

从汉魏六朝杂传到唐人传奇——关于唐人传奇渊源的再思考

唐人传奇之出现,一方面源于志怪的精致化、文章化,另一方面则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有关。正史之外的汉魏六朝杂传,由于与史的疏离状态,较少受到正统史传撰写规范的束缚和制约,从而在不自觉中走向了小说,孕育了传奇的胚胎。如果说志怪主要在题材方面为唐人传奇提供了开拓方向的话,那么,杂传则主要是在文体方面为唐人传奇提供了基本范型。     

中国宗谱研究的必备工具书--集学术、资料、实用为一体的《浙江家谱总目提要》

谱牒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瑰宝,家谱是一种以谱牒形式记载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式。它是数千年里承载宗族活动最可靠最直接的资料,是除正史之外与地方志书具有同等价值的史料。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说:“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两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家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家谱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人口史等具有绝对重要的价值。梁启超指出:“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     

“国史馆”成立与民国史体例之争

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和"国史馆"的成立,引发了学界关于修撰民国史的讨论。这场学术争论自1940年筹委会成立持续至1947年"国史馆"成立,分别以筹委会和"国史馆"的成立为契机,形成了两个高潮。馆内、馆外诸多学者参与其中,也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关注。其中朱希祖、但焘、金毓黻、郑鹤声等史学名家的观点很具代表性。经过深入探索和广泛争鸣,"国史馆"最终兼采我国传统史体和西方史体,按纪、传、表、志确定民国史体例,并积极付诸实践。民国史体例之争,深受当时史学发展的影响,是我国史学自传统而现代的一个缩影,丰富了史学发展的内容,推动了当时民国史编纂工作的开展,对今天我们思考"国史修撰",也很有参考价值。     

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

现代小说观念以故事性和虚构性为小说的基本特性。然而,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虽未排斥小说作品的故事性,但都不承认小说作品的虚构性。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不仅第一次将《搜神记》之类的志怪作品由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类,而且第一次将大批唐传奇作品著录于正史艺文志小说家类,并将虚构与否作为区分史传与小说的基本标准,从而开启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小说观念的先河,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魏晋复活小说叙事研究——以《搜神记》为中心

复活故事在《列异传》、《博物志》、《甄异传》等魏晋小说中频频出现,尤其是《搜神记》中的复活故事更是达十九个之多。魏晋复活故事,一方面多取材于前代史书及史官的私人撰述,另一方面又被后代正史所取材。复活故事的流传与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瘟疫蔓延、政局动荡、道教繁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发挥"游心娱目"的叙事功能,魏晋复活故事往往采用虚实掺半的叙事方式在多重时空中展开。魏晋复活小说的叙事特点体现出由强调实录的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向重视想象与虚构的散文体叙事小说过渡的性质。     

宋代文献著述中的人物生平事迹补正——以新见碑志为中心

碑志是一种文体格式性明显、载体物质性突出的特殊文本形态,内容多以叙述志主生平经历、世系渊源、婚姻情况等为主,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面貌,实是断代文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宝库。今即择取二十余种新见宋代碑志,充分挖掘其中蕴涵的宋代文献著述中的人物生卒、登科、仕宦等有效信息,并与传世文献参较、互证,以补订《宋史·宗室世系表》《全宋文》《全宋诗》《宋登科记考》等著述的阙漏、错谬。     

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演变轨迹

两汉时期成书的《史记》《汉书》,其史传载文代表了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开创与成熟,正式开启了正史史传载文的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载文,在继承发展中不断创新,《三国志》史传载文关注“切世大事”,极少载录文学性强的诗赋作品,《后汉书》史传载文既重视与现实政治相关的作品,也重视文学性强的诗赋类作品,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史传载文亦文亦史的价值和作用,《宋书》《南齐书》《魏书》的史传载文则体现出繁富与浩瀚的特点,同时,也有追求文辞骈俪的倾向。     

汉魏六朝儒家礼乐制度类文献考述

礼乐文化包括经典诠释、礼乐制度的讨论与制作、礼教与礼俗等多层面的内容。由于礼乐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随历史呈现出变动且富有生机的面貌。其中礼乐制度的讨论与制作形成了数量可观的礼乐制度史类文献，《仪礼》《周礼》《礼记》这三种经典则是这类文献的引证来源。这类文献主要包括正史礼乐志、律历志、舆服志、郊祀志及仪注、政书类文献。汉魏六朝的这类文献，由于时代久远基本已亡佚。根据正史志书与目录书所载书目，可略窥其将经典用于礼乐实践，及由经典与历史现实发生冲突所产生的继承与演变状况。     

“八姓入闽”考释

记载"八姓入闽"的现有文献中,乾隆《福州府志》引路振《九国志》应为何乔远《闽书》之误,且路振《九国志》无"八姓入闽"之记载;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嘉靖《固始县志》和光绪《漳浦县志》所引《闽中记》,为宋代林世程《闽中记》,非唐代林谞《闽中记》。历代正史、地方志书及谱牒资料所载,中原入闽姓氏并非始于永嘉,"永嘉南渡"诸姓未尽入闽,而永嘉入闽姓氏亦非仅局限于"八姓",故"八姓入闽"并非移民史实,而是移民传说。林宝《元和姓纂》为"八姓入闽"传说的逻辑起点,初为林、黄二姓入闽,唐宋之际演变为林、陈、黄、郑四姓,或黄、陈、郑三姓入闽,至元祐年间始定型为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入闽;明清之后,"八姓入闽"传说由姓氏源流叙述转为地方历史叙述,并经由地方志书传至中原和台湾,流传至今,成为豫闽台两岸三地跨区域移民传说。     

试论《儒林外史》,“善善恶恶”的整体构成

<正> 《儒林外史》题名曰“外史”,系对应于正史中之《儒林传》而言。吴敬梓“以《史》《汉》才作为稗官”,既有继承古代史家“不虚美,不掩善”、“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史笔的一面,又有突破官修正史体例的拘缚,以其独创的“史外之史”的稗官小说全面反映那一时代的知识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现状,表述他的“褒贬是非”的鲜明态度的一面。闲斋老人于乾隆元年(1736)作《儒林外史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     

论“前三史”涉易语料视域下的汉代易学之演进

《史记》、《汉书》、《后汉书》涉"易"语料丰富,折射出汉代易学的昌盛。以"前三史"的涉易语料为视域考察汉代易学的演进,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书"、"志"文献用"易",象数易学得到充分拓展,西汉中期崛起,经两汉之际的高峰,至东汉末年而臻于鼎盛,彰显出对先秦易学的新变;二是"纪"、"传"、"世家"等文献中的各种疏奏、箴谏、赋体作品用"易",涉猎的往往是《周易》经、传之辞,征引为主间杂解读,是汉代易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有分寸地对先秦易学的因承。     

《元史·哈剌?传》献疑及其史源探讨

《元史·哈剌?传》是研究元人哈剌的基本史料,但多有缺误,元人碑传资料可以补正《哈剌?传》的若干问题。一般认为元人碑传为《元史》列传的一个史源,但具体到《哈剌?传》,经比勘后发现本传史源并非《巩国公谥武惠合鲁公家传》及《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而有可能出自现已失传的元代《后妃功臣列传》。     

评述吐谷浑在历史上的贡献

正史“二十六史”中有１２部为吐谷浑列了传记,即《晋书》卷９７《四夷·西戎·吐谷浑传）、《魏书》卷１０１《吐谷浑传》《北史》卷９６《吐谷浑传》、《宋书》卷９６《鲜卑吐谷浑传》、《南齐书》卷５９《河南传》、《梁书》卷５４《诸夷·河南传》、《南史》卷７９《夷貂·河南传》、《周书》卷５０《异域·吐谷浑传》、《隋书》卷８３《西域·吐谷浑传》、《旧唐书》卷１９８《西域·吐谷浑传》、《新唐书》卷２２１《西域·吐谷浑传》、《新五代史》卷７４《四夷附录·吐谷浑传》等。这部分传记在整个正史中的边疆兄弟民族记载中,占…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

《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汤志钧《民国人物碑传集》在《辛亥人物碑传集》出版不久，也已编校成册，刊行在即了。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资料书。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品类繁多，从传记而言，“正史”之外，私家撰述又有碑（墓碑...     

史志目录编纂的回顾与前瞻——编纂《清人著述总目》的启示

"艺文志"是正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用书目的形式反映一代文化事业之盛,是考察中国学术史的重要依据。正史中的艺文志包括《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及《清史稿·艺文志》,其中前五种著录一代藏书,后二种则改为著录一代著述,这是适应学术的发展而作出的合理调整。历代艺文志的纂修,都是根据旧有的书目加以改编,总的趋势是越往后书目来源越多,著作数量越大,难度也就越大。目前国家新修清史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艺文志从2004年开始编纂,其方法仍然沿用历代艺文志的成法,命名为《清人著述总目》。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及其籍贯,其方法仍然沿用历代艺文志的成法,命名为《清人著述总目》。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及其籍贯、主要版本、馆藏、资料来源等,著者字号及科第等则在首次出现时附注之。由于篇幅较大,约千万字,因此,独立于各传、志之外,单独成书,与新《清史》相辅而行。这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纂修史上是一种革新。这种新体例及其存在方式可能成为今后史志目录的新模式。分析和阐述《清人著述总目》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回顾和总结历代正史"艺文志"的纂修方法,展望、探讨今后史志目录编纂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史传“行动>性格”的人物生成方式及性格特征

史传叙事呈现出"行动>性格"的特征。行动是事件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事件>人物"。史传中的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附带产生了性格。这是因为史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彰善瘅恶,而能反映出人物善恶的只有行动。这导致了它的人物性格以单一型、向心型为主,性格结构缺少变化性和对立性,并呈现出善恶二元化的倾向。史传人物的这一特征还与史传叙事不能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属于事后叙述、合传类传的编撰体例等因素有关,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明朝宗室旌表制度的确立

明朝是旌表制度推行的成熟阶段。明朝前期为宗室旌表的空白期,形成旌表不及宗室之制;明朝中期为宗室旌表制度确立的摇摆期,正统、成化年间出现宗室旌表,正德年间初步建立宗室旌表制度,嘉靖中期以后对宗室道德模范皆旌表,又定制加以否定;明朝后期为宗室旌表制度确立时期,万历以后对宗室道德模范皆旌表,并确立制度。明朝后期的宗室旌表除了此前的孝顺节烈类以外,捐助钱物、体国恤民等忠义善行类成为主体。明朝宗室旌表制度的建立,与明朝中期以后宗室地位待遇日渐衰弱、道德法律水准迅速下滑、社会风气由俭入奢以及皇帝个人性格乃至国家形势走向等有密切关系。明朝宗室旌表制度的建立,是新规代替旧制,是皇权的胜利,它维护和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     

孙膑故事及形象在白话小说中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领域,孙膑故事经久流传。元代《乐毅图齐平话》开孙膑故事创编的先河,带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明代《列国志传》、《新列国志》中孙膑故事逐步向正史靠拢并回归于正史,《孙庞斗志演义》则崇信"传奇贵幻"的原则,更注重艺术方面的改造。清代《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辑要》、《鬼谷四友志》中孙膑故事执"信实"一端,《走马春秋》、《锋剑春秋》则执"奇幻"一端。几经递嬗,孙膑形象所蕴涵的内容愈加丰富,演变过程中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