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刑存废之争”的思考

"死刑存废之争"已持续了200多年,双方似乎各有道理.综合了中国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一些意见,并论证关于文明的进步不仅仅是废除死刑的问题以及中国是否废除死刑,而应以是否有利于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人民的人权为标准,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的观点.     

不人道是废除死刑的充足理由吗

对罪犯的人道是指对罪犯的宽容与同情,死刑之所以不人道,是因为它剥夺人的生命,使人因同情、怜悯而产生不快与不忍.在公正、效益和人道三大刑罚价值中,人道是废除死刑的惟一理由,而公正是保留死刑的惟一理由,死刑存废的矛盾体现在公正与人道的矛盾上.所以死刑是存是废必须由绝大多数人在公正与人道的心理感受上什么占优势来决定,即如果人们要求公正的感受更强烈,就应当保留死刑,要求人道的感受更强烈,则应当废除死刑.     

文物犯罪的死刑适用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死刑规定的罪名中不乏文物犯罪之类的贪利性非暴力犯罪,但是无论从刑罚发生的根据、文物犯罪的发生机理还是从刑法的公正性上来看,对文物犯罪适用死刑都是不合适的。此外,对文物犯罪适用死刑还不利于国际间的司法协助,对打击跨国文物走私案件造成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对文物犯罪的死刑适用是有必要的。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应当从对文物犯罪这种非暴力的贪利性犯罪开始。     

语境下的死刑制度初探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死刑存置论者与死刑废除论者仍然是各执一词。本文从中国具体语境出发,分析了当前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提出了三个影响中国废止死刑的社会因素,笔者认为我国仍然保留了死刑制度,这是由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决定的。为了使我国的死刑制度与国际人权法的要求和世界刑罚轻缓化发展趋势相一致,同时提出了限制死刑适用范围、限制死刑适用对象范围、扩大死缓制度适用范围、收回死刑复核权等一系列的在现行刑法基础上的消减死刑的具体措施。     

法律的人道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关于我国死刑存废的思考

死刑的存废问题一直是法学家们争论的热点,其核心问题是法律的人道化与利益的最大化的关系问题。死刑的废除所体现的是法律的人道化,但这一人道化在我国现阶段并不具有实际的积极意义。法律的人道化是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但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法律的首要的价值目标。法律的人道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应当有一个最佳的结合点,而这个结合点只能靠我们在实践中去寻找。     

死刑的价值考量

死刑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它作为一种刑罚方法已在人类社会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每一种刑罚方法的存在与废除都有它自身固有的价值,本文以对死刑的正价值与副价值的考量为内容对死刑的存在提出否定观点,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家主导价值与现行刑法条文中的死刑罪名探讨了我国死刑废除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的设想——废除女性犯罪死刑适用

为进一步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全面废除女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设想据此提上日程。该设想主要依据在于:我国刑法自古就有宽待女性的传统;即使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也有不少废除了对女性犯罪的死刑;结合女性犯罪自身的特点与刑罚的目的,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没有必要对女性罪犯适用死刑;通过对我国刑法中怀孕的妇女不得判处死刑这一规定进行目的性解释,将全体女性排除在死刑适用对象之外也符合限制死刑的根本目标。     

死刑的价值考量

死刑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它作为一种刑罚方法已在人类社会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每一种刑罚方法的存在与废除都有它自身固有的价值,本文以对死刑的正价值与副价值的考量为内容对死刑的存在提出否定观点,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家主导价值与现行刑法条文中的死刑罪名探讨了我国死刑废除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中国废除死刑制度之我见

自1764年贝卡里亚首次挑起死刑存废之争以来，二百多年过去了，刑法学界关于死刑存废的论争至今在理论上仍未终结。本文对死刑保留论者提出的应当保留死刑的理由一一予以反驳之后认为，我国也应废除死刑制度。     

美国近年死刑的适用与改革

2000年是美国死刑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自该年度以后,美国每年死刑判决、死刑执行、等待执行死刑人数以及公众对死刑的支持率一直都在下降。围绕死刑适用的公正性与人道性,美国各司法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未成年人和弱智者的死刑适用,暂停了一些州的死刑执行,通过不断完善死刑程序,重视新技术在死刑证据中的运用,降低死刑案件的错判率,加强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当然,这些改革均引起了一定争议。     

宪法学上的一种死刑观——以美国宪法原理和判例为中心的考察

时至今日,不论人们是否赞同死刑废止论,死刑的存废之争已具有毋庸置疑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虽然也存在这种讨论,但长期以来,这些讨论主要是在刑法学界中展开的,最终形成的主流观点是主张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其间似乎欠缺坚实的实定法学框架之内的学理论证,而仅囿于单纯的道德、政治或刑事政策上的考量与论说。有鉴于此,笔者力图从宪法学出发另辟蹊径,论述宪法上的酷刑禁止原理,并主要通过分析以现代美国的判例与学说为代表的死刑酷刑论以及这种论证的结构和策略,揭示现代宪法的死刑观,并透视其对完善我国死刑制度所可能具有的借镜意义。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先秦儒家生死智慧浅论

儒家以理性主义的态度直面死亡,经由"仁"的"生生"填平了"生"与"死"之间的鸿沟,并用死后的声名远扬采激励人们生前努力于事业的开拓、道德人格的培育和践履,从而实现生命对死亡的超越.儒家这种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派生出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以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准则,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理想和规范.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     

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与中国刑事制度研究

国际人权法上对罪刑法定作出规定,使罪刑法定的地位更显重要。以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为标尺审视我国刑事制度,可以发现,在国际犯罪国内化、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设置等许多方面,我国刑事制度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制度。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以刑罚价值论为视角的考察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是死刑问题最艰巨的环节,解决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问题,也就解决了死刑限制的大部分问题。我国各种死刑限制学说只是针对死刑限制的表层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没有就如何限制具体犯罪的死刑问题挖掘深层次的理论根据。以刑罚的价值论为视角,厘清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价值取向,确保死刑的适用符合死刑存在的价值才是死刑限制的深层理论根据和统一理性前提。     

“学”何以能“乐”——《论语》“学而时习”章解义

《论语·学而》首章三句话,有着内在的意义关联。“有明而乐”、“人不知不愠”,讲的是人的生活和德性修养之事。学所以能“乐”,乃在于这“学”是表现整体生命的“学”,而不单纯以知识技艺为内容。孔子并不否定知识技艺,他对知识技艺的态度,可以用“游于艺”一语来概括。生命要由“道(德、仁)”为人的分化了的现实存有奠基,并起到整合的作用。人通过道德修养的路,才能达到存在的真实。“学”,保持在它的生命整体的意义中,才能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