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康节体:理学趣味的诗性表现

邵雍既是北宋理学先驱,也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其"邵康节体"诗融理学趣味与"风月情怀"为一体,把道家委运任化、顺应自然的思想与儒家孔颜之乐、曾点气象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契合于自然的审美意识与诗意化的生活态度、作风,在主题取向上具有逍遥快乐的特征,体现出鲜明的文人诗之旨趣。邵雍的诗虽为诗家别调,但也非与宋诗主流无涉;同时作为理学诗派的先驱,其诗对于后代诗歌也有重要影响。     

元和体、长庆体与元白体论析

元和体、长庆体、元白体是研究元稹、白居易诗学乃至中唐以后诗学演进必须弄清的基本范畴。在后世诗学视域中,元和体外延要么超出、小于或游离于其原初内涵。长庆体既可指"长庆长篇"七言歌行,也可指其所有的"古体"及七言律诗,还可指元、白浅切平易的诗风。元白体真正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出现时,最初是指元、白创作表现出来的"顺熟"、"浅易"的诗风,后认识趋向多元化。     

“高密二李”与高密诗派诗学观

李怀民与李宪乔昆季是清代高密诗派领袖,其诗论构成高密诗学主体,其创作主导了高密诗风。面对诗坛长久以来笼罩的春温气氛,李氏昆季希望以寒士真声撼动诗坛风气。在诗学上,主张尊崇古意,力避时俗;并将"诗中有人,发抒真情"的诗学观贯彻到诗歌创作中,使主体之情融于客观景物描写之中,在情与景的感发之中生发出言外思致,于平淡处见深厚至味。从"高密二李"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可窥见清代诗歌由初期推崇清远到中后期崇尚沉实之风的转捩,而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意义,是诗心对文化一统更大程度的挣脱。     

《质朴平淡与浓烈奇特》质疑——与曹顺庆同志商榷

读了曹顺庆同志《质朴平淡与浓烈奇特》(《江汉论坛》1986年第1期,以下简称曹文)很受启发.然而把质朴平淡作为"始终居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文艺与诗学的最突出的特色之一"的看法,我以为与我国古代的审美意趣、文学创作,乃至民族性格,并非完全相符.一我国古代不乏崇尚浓烈奇特品格的艺术作品.如青铜彝器的狰狞兽纹和繁文缛节的装饰,建安时代的所谓气雄力坚,真骨凌霜,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就是些明显的例证.每当时代发生重大转换之际,社会也就更崇尚浓烈奇特的品格和雄伟刚健的诗风.龚自珍、魏源诗歌之所以在清代中叶开一代诗风,是因为他们诗中的钟鼓鞺鞳之声,能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王令诗风成因探测

怪奇,峭险,气概阔大,是王令诗风最突出之处,也是他别于唐人又异于宋人之处,这使他在宋代诗坛上独领风骚,彪炳千古。他的狂放不羁的气质和昂头天外的气派是他诗风的一个重要成因。他所具有的一种性喜“幽僻”,自我封闭,自我压抑,经常苦闷、忧伤的古怪个性,也是形成他诗风怪奇的一个因素。“寒饥”的生活,“穷悲”的境遇,又激发了他的不平之气。他的诗学韩愈、孟郊,这种诗学承传与其诗风也有关系。他的诗风还与他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症有关。     

“无我之境”一定胜过“有我之境”吗？

探讨古典诗学中"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特点,认为这两种境界都是诗学所需要的,在艺术上难分轩轾.如"诗史"作品多"言欲"的"有我之境","简古"诗风时有"无欲"的"无我之境".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坛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人有着密切交往,他对中州诗坛的诗风走向有着引导和影响之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正面引导中州诗人诗学复古;二是在李梦阳因拘泥体裁法度而陷于模拟之弊的负面刺激下,中州诗人对其思想进行反思,形成以道为本、肯定自然诗风、强调自抒性情的诗学观,努力修正复古运动后期出现的偏差。     

论何焯对冯班诗学的接受

冯班诗学对清代诗坛影响深远,但诸多学者往往将冯班的影响局限于"虞山诗派"和吴乔、赵执信等诗人,而未注意到何焯。为此,本文主要从对晚唐诗风的赏评、对评点方法的继承等方面,论述何焯对冯班诗学的接受与传承。     

古代诗学视阈内的“野”范畴

"野"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先秦时期,儒家之"野"与"文"、"礼"相对,侧重人性伦理;庄子之"野"与自由、自然相通,强调质朴的自然形态。在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下,庄子之"野"开始运用于文学批评,成为诗学审美范畴。司空图《诗品》中提出的"疏野"是唐代诗学重要的审美标准,宋人对"野"字及相关意象的广泛运用既是其学陶的重要表现,也是宋诗平淡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元明清时期,"野趣"成为文人的重要心理归属和审美情调的惯用提法。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论柯仲平的诗风转变

诗人柯仲平从延安时期开始 ,诗风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抒写自我 ,表现自我的反抗情绪和革命热情 ,到表现现实的革命斗争 ;从欧化的艺术倾向到追求大众化、通俗化的民族形式 ,柯仲平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鲜明的探索足迹 ,也留下了革命领袖毛泽东对诗人柯仲平的关怀和支持。     

大历诗歌风格形成原因探析

大历时期的诗人群体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形成相近的艺术创作风貌和独特的审美特征。大历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形成乱世的特殊时代背景,大历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促使诗歌风格的转型,大历时期诗人的创作心态决定了这一时期特殊的诗歌风貌。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试论祝允明的诗歌辨体意识与创作观

祝允明是明代弘治、正德间诗界的著名人物。他重视诗歌辨体,肯定宋以前各体诗歌多元共生的局面;并要求诗歌创作在这一范围内广师博取,以自具面目而又不离基本古典审美规范为目的。他的辨体意识与相应创作观综合了前七子与吴门文人两派的优点,在明代诗歌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词文体的演进和新诗形的诞生

词文体离新诗最近，其“弱德之美”蕴涵着问题意识和批判力，其独立于集体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精神和原始的民间品格吻合了现代艺术所期待的“体”，“长短句”、“自度曲”与新诗的形式和创作理念遥相呼应，其脱胎于音乐和格律诗的形式原则包含着我们民族诗学乐感的精髓。当代旧体词现代性的发育正促进着使新诗区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民族诗形”的诞生，诗体多元化是诗歌发展的历史真相。也是现实选择。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古代汉诗诗体的演变轨迹及生成特点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汉语诗体的演变史 ,不仅涌现出大量风格独具的诗体 ,经历了诗体由无到有 ,由少到多 ,由简到繁 ,再由繁到简 ,简繁对抗又和解的演变过程 ,始终存在着诗体的规范与自由的对抗与和解。古代汉诗诗体的进化方式不是极端的文体革命 ,而是渐进的文体改良 ,诗体之间没有现代汉诗那样的破旧立新式的极端取代。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一元与多元既对抗更和解的状态 ,既有主流诗体 ,也有辅助性诗体。古代汉诗诗体具有高度垄断性特点 ,也具有巨大的变异性风格。     

女性生存困境与诗歌风格之形成——以薛涛其诗其人为例

薛涛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进一步推进薛涛其诗其人的研究,是当代学者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性别角度入手,关注生理性别所决定的女性诗人身份,探讨薛涛诗歌的性别因素可以发现,身为女子,薛涛诗歌与性别的相关性至少可以从由生理性别带来的不得不作、勉力而作和自然而作三方面来剖析。同时,身为女子,薛涛诗歌被纳入男性文学史的过程也是薛涛及其故事被加减、被弹赞及薛涛形象被不断建构和塑造的过程。     

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革新与文风变迁——论元和诗变与元和体

唐代中期的贞元、元和之际,为适应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传统儒学得到新的阐释,从而促发思想革新和文风变迁,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高扬和文学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元和时代又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文人理想破灭和心理的压抑下,使得元和文学在“明道”、“讽谕”之外,进而衍生两大流向:一是偏重奇险崛奥,二是偏重感伤闲适。作为当时文坛最重要现象的“元和诗变”,实际上正是那一特定的文化转型时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因此,所谓“元和体”,显然并非仅是元稹和白居易的某种类型诗作的特指,而是包容着深广而丰富的时代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