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代言”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学术界对于“底层文学”热切关注的背后，显然标示着某种理论自娱。“底层文学”的平民属性，表现出的不过是文学经典时代的症候。在其为“底层”代言的说词下，真正掩盖的却是属于底层的真正的文学生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底层文学”回归文学自身，为学者们给它套上的各种附加意义祛魅。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历史与非历史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断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已经开始入史，但中国现代文学治史者仍有许多困惑，诸如研究对象的称谓——概念问题、研究单元的界定——分期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现代性问题等，至今无法廓清。梳理学界有关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的论争，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已是我们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当务之急。在对研究现象综述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一个以“五四”文学为内核的文化场的设想，以期在文学本位上解决上述部分问题。     

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

身份 (认同 )问题是海外华人文学的主要关切。新近兴起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以其身份焦虑的表达 ,提供了观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海外华人文化及文学变化的一个例证。这种文学反映的自我身份疑难 ,涉及到对中国、对其他华人移民和对西方等多种不同对象的自我—他者建构 ,从而形成了新一代华人文学文化意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同时也提示了对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从整体化、同质性的理解方式向对象细分的、动态的和文化的理解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关于解放区文学大众话语形态的历史考察

大众话语是解放区文学的主流叙事方式,但解放区文学中大众话语的浮现并不代表着“大众”已经在文化上已经占据了主体位置。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笼罩下,解放区文学中的“大众”仍然只是被言说的对象,因此,解放区文学的大众话语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     

当代底层写作“得”、“失”与发展趋向探析

"底层"和"底层文学"被当代社会学和文学关注并逐渐成为当代文学不可回避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底层形象阶级性批评缺失的局限。底层文学密切关注底层的生存境遇,折射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把一切被遮蔽的、社会底层带有脓血的伤疤勇敢地揭开,在揭示底层民众现代性生存苦难的同时也给予他们人道主义关怀,呈现出文学丰富表现力、旺盛生命力和深厚人文关怀。底层文学在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抽象演绎理念与审美意味缺失等问题。因此,及时有效地盘点底层写作中存在的"得"与"失",对于底层写作思潮,乃至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和第三世界存在经验的审美传达都具有极为迫切而重要的意义。     

现代巴蜀作家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

现代巴蜀作家通过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书写,率先展示出区域文学在中国的现实发生,继而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学区域化进行了大力推进,书写出典范之作,直接影响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发展。     

文学政治学的学科命名与形态——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四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关,文艺学研究一般的“文学”现象,文学政治学研究独特的“文学政治”现象.文学政治学包括三种理论形态:将文学活动作为一般政治现象来研究、将政治活动当作审美现象来研究、将文学政治当作一种独特的文学/政治现象来研究,最后一种理论形态是文学政治学的核心形态.     

中国苏区文学的奇葩——方志敏狱中文学探析

方志敏的“文学情结”得益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源于自己的文学阅读与创作实践。方志敏生前留下的绝唱《可爱的中国》，同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是二十世纪亚欧大陆同时绽开的两朵鲜艳的无产阶级文学奇葩。独树一帜的方志敏狱中文学，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从“出走”到“回归”——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20世纪家族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族长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内涵。由启蒙时代决绝的鞭挞到世纪末的肯定和无限怀恋,恰好完成了从＂家＂的＂出走＂到＂回归＂。     

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公认的政治讽刺小说代表作。然而,这部小说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之作。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可发现促成译作变形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     

论比较文学的“贫困”及其根源——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思考

比较文学从19世纪兴起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然而围绕着比较文学的涵义、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争论却从未间断。虽然世界各国的相关理论家都励精图治,但这些争论仍未得到统一。原因是比较文学研究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学理上的局限性和缺陷,也就是说,都错把手段当目的,没有抓住比较文学的真正要义所在——比较的目的和意义的学理研究。理论体系的学理缺陷导致了比较文学始终与“贫困”相伴。只有弥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缺陷,也就是找到其应有的目的和意义,才能让比较文学研究脱离“贫困”。     

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论纲

以20世纪中国家作家的小说创作为考察对象，纵观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形式发展变化，论述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追求、小说创作实践、文学表现形式在新世纪的发展可能性，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点与得失，以及作家在艺术探索道路上付出的艰辛和走过的漫漫历程。     

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以王国维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的发展变化为中心

告别西学方法与中国文学对象的百年错位,返回彼此契合的逻辑正态,这是检测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王国维作为现代学术先驱,在1904—1908年间,留下了从《红楼梦评论》之错位到《人间词话》之反正这段学术史曲折。错位的症候在于,当他让叔本华(方法)牵着中国文学(对象)的鼻子走时,对象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被牺牲;反正的秘诀则是,他把西学原型的若干思想资源重铸为契合对象的思辨方法,这在学术上属于高难度的动作。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对新马华文文学史撰写及其文学大系编纂之研究

方修关于新马华文文学史的著述、《马华新文学大系》的导言以及新社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导论等都是以现实主义文学史观观照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偏颇之处在所难免,因而有必要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作一回顾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