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中“讹”的阐释学阐释

根据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中关于文本、意义、理解等问题的论证,“讹”是翻译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化”与“讹”实质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完全的“对等”只能是翻译中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讹”译则不可避免,甚至有时译者还会有意为之。不过,在肯定翻译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基础上,译者发挥创作性也必须有一定限度,优秀的译者应该能够在尊重原作和自主创作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软新闻汉英翻译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理论,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尝试在生态翻译学理论框架指导下,探讨软新闻的汉英翻译,研究结果表明,新闻译者在软新闻汉英翻译过程中居中心地位,需从翻译生态环境层面做出语言维、 文化维、 交际维等多维度的适应性转换选择。     

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公认的政治讽刺小说代表作。然而,这部小说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之作。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可发现促成译作变形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     

转型期文学译介的文化选择意向和模式——《新小说》和《译林》的个案分析

清末和改革开放时期是小说翻译的重要转型时期。《新小说》(1902—1906)和《译林》(1979—1989)分别作为两个时期的代表性期刊,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了展现特殊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微观生态,揭示两者差异的根本原因,对两者在源语国选择、译介类型、译入文体和译介策略四个方面所表露的文化选择意向和翻译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正确评价两个时期文学翻译的功绩和缺陷,丰富中国的文学翻译史,同时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和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也具有借鉴作用。     

笛福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例

笛福是较早被译介到中国的英国作家之一,我国对其作品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对《鲁滨逊飘流记》的翻译研究,对笛福的认识比较守旧肤浅;1949年至1989年间,笛福的小说代表作都有了中译本。这一时期,阶级分析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笛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90年代以后,我国形成了对笛福小说复译的热潮,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同时,评论界也对笛福作品开始了后现代话语下的解读,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颠覆了传统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而艺术层面的分析使经典作品散发出更持久的魅力。     

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的诗歌意象翻译方法——以花意象为例

意象作为诗歌中的重要元素,其翻译历来是诗歌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隐喻论提供了研究诗歌意象翻译的新视角。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诗歌意象是一种从始发域“象”映射到目标域“意”的概念隐喻,因此两种文化中是否存在对应的映射关系决定了如何来翻译诗歌意象。花是古典诗歌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从认知隐喻理论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中花意象的翻译,归纳了五种诗歌意象翻译方法,分别为直译、直译加解释、变象达意、舍象取意和音译加解释,旨在为诗歌意象翻译提供借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英汉数词翻译略说

数词通常被用来表示精确的数目与数量,具有严格的界限和确定性,但在另一方面,数词在语用中又具有语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三思而后行”、“百战百胜”、“A cathas nine lives”等,其中的数词都已不再表达原先的精确数值,而是转为模糊义了。 数词的这一特点造成了数词翻译的复杂性。翻译实践证明,将原语中的数词完全照搬     

国家翻译机构对翻译活动的规范——以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及“毛著”翻译为例

中央编译局作为系统翻译和编著马列著作、中国领导人著作及我国重要政治文件的国家机构,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我国对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以描述性方法系统研究中央编译局对马列著作及“毛著”翻译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研究发现,国家机构的翻译活动受读者需求、目标语文化政治环境、社会背景及文本类型等因素的规约和影响。     

诺德“忠诚原则”的伦理解读

在功能目的论的基础上,诺德提出了“忠诚原则”,旨在解决翻译中的文化特殊性问题,对翻译目的的范围加以伦理限制,增加译者与翻译活动中其他交际者之间的商议,从而修正激进功能主义。该原则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译界学者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通过翻译伦理视角解读该原则可以深化对其基本内涵、对翻译研究的贡献及局限的理解和认识。     

林纾的儿童文学翻译

从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的萌芽期,其中翻译文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林纾一生翻译的一百多部文学作品中,有十四部是儿童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林纾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与现在不同的儿童观、翻译观和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