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论中共“逼蒋抗日”方针制定的原因

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共制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二、中日民族矛盾激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要求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日本对华北加紧进攻,危害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开始反击日本。四、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和英美在华利益,对日政策逐渐政变。五、国共两党代表有联系和接触,制定“逼蒋抗日”方针是为了使谈判获得更大进展的一个策略。     

初评“反蒋抗日”方针兼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端

党史学界长期以来把“反蒋抗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列为其三大形成阶段之首,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反蒋抗日(1931年9月—1936年5月)、逼蒋抗日(1936年5月—1937年2月)和联蒋抗日(1937年2月—1937年9月)三个阶段”;或强调“在酝酿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三个口号的转变……就是‘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华北事变中的宋哲元——兼析这一时期的宋、蒋关系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宋哲元,在华北事变中对日妥协,是其苦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保存实力而被迫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宋哲元具有民族气节。随着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宋哲元对日态度渐趋强硬,终于再度走上民族抗日的战场。对宋哲元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应予以公允的评价。     

关于国民党当局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逐步放弃了实行多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上“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的道路,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如何评价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转变,直接涉及到能否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本文略谈几点看法。一1935年华北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处于越来越紧张的对抗状态,中日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化。这时,“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     

抗日救亡运动与国共两党从对立到合作的政策转变

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它制约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使其重心由对内转向对外,同时也促进了中共“拥蒋抗日”政策的提出,最终导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不断加深,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又把侵略势力深入到华北广大地区。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味与日妥协的政策开始有了转变,并进行了一定的抗日准备。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很不充分,但它却是国民党集团被迫转向抗日的重要行动标志。本文试就此专题作一些初步的评述。     

周恩来与“逼蒋抗日”方针

“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我党由“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周恩来为这一方针的制定和实现，殚精竭力，作出了卓越贡献，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六十周年及香港回归之际，缅怀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同时，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团结和统一，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周恩来是“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之一我党确立“逼蒋抗日”方针，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周恩来为此做了…     

华中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政策研究——以淮北、淮南、皖江区为个案

华中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国共合作的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一方面主动寻求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政治阴谋，在军事上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在争取中间派的工作中，努力实现统一战线政策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在争取伪军工作中，成功运用了“两面派”策略这一特殊的、独创性的统一战线工作办法，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技巧。     

“九·一八”至“八·一五”： 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十四年中,毛泽东对国民党政权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态度几经变化,从反蒋、逼蒋,到联蒋、拥蒋,直至后来的批蒋.毛泽东对蒋态度转变的原因就国际原因而言,主要取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以及美国对国共政策的影响等;就国内原因来说,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抗战派的联动.基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毛泽东注重实际,重视客观现实,以及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领导集体成员纵论时势的交流和启发.     

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转变原因述论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蒋介石终于放弃了他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斗争的结果,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国内外多种压力,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其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决定的作用。但是,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是很不彻底的,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尽管如此,这种转变毕竟是顺应民心,合乎潮流的,应给予应有的肯定。     

试论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政策的两次转变

试论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政策的两次转变李加才旦纵观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对日政策，曾有过两次大的转变，这对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中国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出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加以简略的分析。一、从不抵...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前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民族利己主义态度──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

1933年12月12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一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苏联政府得悉事变的消息后，为避免自己遭受德日攻击，也为使“武装保卫苏联”的目的得以实现，使作出了歪曲事实真相、指责张扬的决择。大肆攻击、污蔑张杨的爱国行为，极力吹捧和赞扬蒋介石，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并利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压迫中共出卖张杨，使事变的解决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无不反映了他的民族利己主义。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

“以德报怨”政策作为战后国民党政权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胜利演说。国民党政权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是非常宽大的,其希望拉拢日本的想法是明显的。战后初期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美苏支持的有限性迫使国民党政权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该政策亦使得国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初期取得日本军队的支持,顺利地实现对于日占区的接收工作。该政策的实施虽未能阻止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开展对日关系积累了庞大的资源。     

宋庆龄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宋庆龄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她不仅搭起了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共赴国难的桥梁,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时局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而且毅然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迫使国民党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实现了政策的转变,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和失败

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影响下,驻守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国工农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这就是福建事变。福建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逐步降低到次要和服从地位而产生的阶级关系新变化,是国民党内一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不满而导致的国民党营垒的破裂。     

略论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在八年抗战中始终站在抗日阵营里 ,坚持抗战 ,除了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外 ,与南京国民政府 1 935— 1 937年的抗战准备是有密切关系的。正是这些准备 ,不仅为南京国民政府奠定了抗日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基础 ,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从“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转向联共抗日的重要前提。1　　南京国民政府由对日妥协转向准备对日一战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民党内部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从 1 92 7年 4月 1 8日建立起 ,就面临着国民党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在 1 930年的中原大战中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取…     

自由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浅析——兼与“福建事件”的一个比较

自由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叛乱”，要求武力“勘平叛乱”。“九一八”以来，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基本态度是，对日本的入侵要求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对内部的军阀“兵变”却要求武力镇压。同“福建事变”时相比，国民党在1936年中，已经逐渐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基本稳定，因此张学良以“逼蒋抗日”为由发动的“西安事变”，破坏了知识界所看重的“统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