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辑考

令狐澄编撰的《贞陵遗事》和柳砒编撰的《续贞陵遗事》均记载唐宣宗轶事,是唐代两部具有小说性质的杂史,在《资治通鉴》中曾被采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均已亡佚。详考相关文献可知,令狐澄是令狐楚之子,曾为浙江西道观察使、中书舍人。柳砒是柳仲郢之子,曾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后贬为泸州刺史,卒于北归‘途中。二书佚文在《太平广记》、《资治通鉴考异》、《唐语林》等宋代书籍中有所保留,钩稽考订,前者可得佚文17条,后者5条,前书已为全璧,后者亦过三分之一。     

《说苑》引《诗》特点及其修辞作用

西汉经史文献学家刘向《说苑》一书旁征博引典籍之多可谓引人注目，其中引《诗》又独具特色。如对史料原有引《诗》进行录、增、删、改，且绝大多数为直接引用，以全书多达91处，这反映了《诗经》在先秦的至尊地位。也体现了刘向个人的《诗》学观。从修辞角度对《说苑》引《诗》的修辞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刘向大量引《诗》是为了以《诗》证事、以《诗》为喻、以《诗》作评，目的是为了达到较好的进言效果。     

《原本玉篇残卷》糸部引《说文》考异

顾野王的《玉篇》汇集了魏晋以前的各种经籍注释及字书材料，其中尤以引用《说文》为夥，几乎每条之下都引《说文》，且引文严谨，不似他书有窜改之处，因而《原本玉篇残卷》自从发现以来就被看做校勘《说文》的珍贵的古本材料。《原本玉篇残卷》由于传抄等原因，也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对《原本玉篇残卷》中征引《说文》的训释材料进行详细的辑校整理，可以补今大徐本之不足，订正《说文》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为更好地研究《说文》提供更为广阔的角度和更翔实的材料。对糸部字的校释说明了《原本玉篇残卷》和今本《说文》中都存在着讹、脱、倒、衍的错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原本玉篇残卷》对校勘《说文》的价值。     

《聊斋志异》民间性溯源

《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 ,却有着浓郁的民间情趣 ,有着浓厚的民间基础。这种民间性源于作品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题材写法的吸收和改造、作品的民间来源、蒲松龄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点等方面。     

《说文》、《玉篇》歺部字意义分析与比较

《说文》是一部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篆书字典,《玉篇》则是按《说文》体例编撰的一本楷书字典。这两部书都对字义有所阐释,然而释义的重点有所不同,《玉篇》已不再局限于说明文字的造字本义,而是在文献用字的基础上,对其意义加以注释．因而字头下不止一个义项。这两部书在训诂学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仅对两书中的“歺”部字意义进行分析,按词义对词进行聚合,然后比较两书在释义上的不同点。     

《郭子》与《语林》、《世说新语》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古志人小说,往往都把目光集中在《世说新语》上,故研究得可谓透彻,而忽视了其它。文学活动不是封闭的,文体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志人小说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反映魏晋清谈风尚的志人小说,自《语林》发轫,《郭子》则继之,而《世说新语》则是集大成者。《郭子》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刘向《新序》的社会政治思想

《新序》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编撰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是现存刘向所编撰的最早的一部作品。尽管《新序》中的许多故事采自诸子史传,但就其材料取舍、思想内容来看,无疑体现了刘向本人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主要可以归纳为德治仁政思想、贤人治国思想、民本思想、从善纳谏思想诸方面。     

《淮南子》书名演变考论

《淮南子》一书的名称历经千年演变,共出现了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在成书之初,淮南王刘安将其定名为《鸿烈》,意欲向世人昭示他的成就。不久,刘向就代表官方将谋逆的淮南王书改称为《淮南》,并分内、中、外篇。内篇即是指代《鸿烈》,故《汉书》又称其为《内书》、《淮南内》。东汉中后期起,该书被尊称为《淮南子》,列入子书。当时的文人著述有时也以《淮南书》、《淮南记》、《刘安子》来指称。魏晋以来,《鸿烈》、《淮南》二名合成《淮南鸿烈》一名,有人又误把高诱的《鸿烈解》归之刘安名下。宋明学者亦不辨原文和注文,又以《淮南鸿烈解》之名代称《淮南子》。     

《肉蒲团》与《诗经》——《肉蒲团》别读之二

《肉蒲团》多攀附化用儒家经史以为小说。其写"未央生"与艳芳、权老实夫妇故事等分别取法《诗经》中《庭燎》《氓》与《静女》诸篇,表明《诗经》是《肉蒲团》思想与艺术取法的重要参照或对象。作者的用心虽在籍以坐实其自道是书之作得力于"经史"处甚多,以可与"经史"并观为小说加一层保护色,但其把当时最下流与最上位两种文本揉为一体的写法,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诗经》内容的庄严性,同时是以小说形式对《诗经》写两性关系内容的另类诠释,可以启发人们对小说中色情描写尺度的思考,值得《诗经》学者引为参考。这一写法在前此小说中似无先例。鲁迅说此书"较为出类",大概也包括了这些特点。     

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及魏初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古文苑》与《杂文章》之关系考述

《古文苑》最初的编撰者很可能是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王氏编撰本书，是在《古文苑》九卷本所收57篇赋，即孙洙所编《杂文章》一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为使《古文苑》能长久流传，王厚之有意托名孙洙。     

《抱朴子外篇》在历史上的影响

《抱朴子外篇》是葛洪的代表著作之一。此书著成之后,在六朝到明清的历史时期内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书中的思想倾向、文学观念、人物评价、历史故事等都对历代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不难看出,《抱朴子外篇》是研究魏晋历史的重要典籍。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诠释与编校

自汉武帝实行儒术独尊政策至东汉末年三百年的时间里,《管子》的研究成果不多。其间,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探讨,如《管子》与管仲的关系,《管子》的早期流传,《管子》的思想指向、文辞特征等,在整个《管子》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刘向对《管子》的编校更是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管子》散篇传播时代的结束和其定本传播时代的开始。由于司马迁是在为管仲作的列传中提及《管子》而非专论,刘向写的《管子叙录》又有交待未清之处,因而留给后世学者许多难解的疑团。     

再论《晏子春秋》的著作属性——从《列女传》《新序》《说苑》采录材料的性质说起

学术界有关于《晏子春秋》著作属性的“历史小说”“传记文学”和“传说故事集”三种主要观点,其实《晏子春秋》是“中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从刘向《列女传》《新序》《说苑》三部著作所采录的《晏子春秋》材料的性质来看,也证明《晏子春秋》是一部由后人搜集,通过大量古史和民间传说材料,反映重要人物生平和历史贡献的人物传记.     

浅析《古镜记》叙事结构特色

唐传奇的开山之作《古镜记》是山西地区古代叙事文学的一篇佳作,也是从魏晋志怪小说向唐代传奇小说过渡时的代表作。其内容带有明显的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搜奇猎异的痕迹。但从叙事结构来看,虽然《古镜记》还不能和后来成熟的传奇作品相媲美,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那些成熟的传奇作品无法替代的。无论是构建方式、情节之间的组合关系、叙事重点还是叙事层次,《古镜记》都有独特之处,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颜氏家训·音辞篇》的音韵学地位

《颜氏家训·音辞篇》在音韵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一、它是汉语语音变异学说的滥觞 ;二、是编撰《切韵》一书的理论依据 ;三、《音辞篇》辨析声韵、精于审音 ,开一代韵书分韵正音之先河。     

扬雄、刘向所见《九章》仅五篇辨证

屈原的《九章》是考见屈子行事始终和心灵轨迹的重要篇章,值得深入研究。现当代学者刘永济等认为,汉朝的扬雄、刘向所见到的屈原创作的《九章》只有前五篇,《思美人》以下四篇皆非屈子之作。然通过对汉朝《楚辞》的传播和版本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扬雄所见版本可能与今本不同;即使与今本相同,即使扬雄只模仿前五篇,也不能证明后四篇就是伪作。而刘向《七叹》中的＂犹未殚于《九章》＂,只要联系上下文来正确理解,就会发现其根本就不是说《九章》有没有写完的问题,而是说在《九章》中也未能殚尽（全部排解掉）＂心纷结＂＂烦错＂和＂志纡郁＂。种种证据都说明汉朝学者根本就没有怀疑《九章》非屈原之作。     

刘向《条灾异封事》用《诗》考论——刘向《诗》学观念再探

刘向《诗》学家法问题自宋至今聚讼纷纭,考各家论述,多有据刘向编撰之《新序》、《说苑》为依据者。然此二书多袭先秦史料,其《诗》学观不能代表刘氏本人。而史传中刘向之奏章、封事引《诗》资料,则少有专门研究者。笔者以元帝时刘向所上之《条灾异封事》引《诗》为研究对象,考察后可知：刘向用《诗》确不守家法,甚至无今古文之别;在不同场合运用相同《诗》典时,取义亦有不同,据此可知刘向＂通经致用＂的汉儒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