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论梁启超的法律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有影响的法学思想家。一、他在变法维新运动中论证了“法久必敝,法敝必变”的思想。“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形成主动;“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形成被动。二、他主张大力提倡民权,认为处今日生存竞争之世界,非籍民权无以保国权。三、他重视法理学之研究,认为“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他对法律起源的学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四、他非常重视立法工作,主张立法要为“公”。立法权要由众人掌握,才能制定出“善法”来。不能孤立地制定某一种法律,而要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并要特别注意培养行法之人。     

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1899—1903年)

1899—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1899年,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新夷狄”论,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1900年开始,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论束缚。1901—1902年,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这使他倾向革命。1903年,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场,追随加藤弘之鼓吹“普鲁士精神”,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至此,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重议孙中山民权观

孙中山民权观就其内涵来说,主要有三:“民权”即“民主”,“民权”与民本、重民思想相通,“民权”就是“人民作主”。就其特征而言,主要有六:附会的倾向,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倾向,渲染“民一官”或“主人一公仆”的对立,彰显主人意识、皇帝思想,直接民主倾向,潜在的“子民”思想倾向与集体主义的倾向。由此可以说,其民权观系统化、理论化程度不高。之所以如此,必须同情了解孙中山的真实处境。此外,也要充分估计其合理的价值,尤其是它留给后世以无限思考空间的三大课题:如何整合“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以党建国”与“以党治国”之关系?如何解决大众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建设的关系?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中西近代早期民权思想之比较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一般与“君权”相对。中外近代思想家对于民权思想都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本文主要对中西近代早期“民权”思想的不同点作简要论述。一、中国近代早期“民权”思想的功利性与西方“民权”思想的学理性近代中国现实的最急迫任务是“救亡御侮”,使中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箱制走向强盛。这一现实任务被“土人’们直接凝炼在“民权”思想之中。因此,倡“民权”的着眼点在于“救”和“御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汉院》一文中直截了当道出了“民权”的现实功利性;“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新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他的法律思想 ,不仅以变法维新为主要内容 ,提倡“德治”、正确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主张宪政、强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等 ,也是梁启超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维新变法——人的现代化工程的启动

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 ,是现代化最深刻的层面。维新变法是近代中国第一场人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严复的“三民”说 ,梁启超的“新民”说及康有为“以群为体 ,以变为用”的思想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提倡兴西学、废科举 ,宣扬民权 ,批判君主专制等人的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并大胆地进行了实践尝试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政治文化的转型,这是历史转折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巨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他的民权思想,对于开启民智曾起过良好的作用,启发了年轻一代,客观上有利于他们的思想由臣民意识向国民意识的转变,有利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的转型。时至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仍在继续。所以,重新解读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不仅使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     

梁启超新闻思想初探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报刊政论家。在其漫长的办报生涯中,梁启超形成了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从中可以透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佳人奇遇》:梁启超的翻译缘由与对中国政治小说的影响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小说的最早创作者,深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1898年率先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上刊载了自己并未署名的译作《佳人奇遇》。文章立足于政治小说得以翻译的原初语境,考察了梁启超翻译柴四郎《佳人奇遇》的偶然和必然因素,并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辩论风气的形成等两个维度,初步探讨了《佳人奇遇》对于清末民初政治小说的影响。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破坏主义:梁启超早期的新民策略

梁启超的"破坏主义"主张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再到完全放弃的过程。它的流变与梁启超对于时局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包含有梁氏本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深沉思考。从它的最终旨趣来看,破坏主义所指向的仍是开民智、兴民权等新民主义内容。因之也可说,破坏主义实际上是梁启超早期的一种新民策略。     

康有为梁启超关系演变的根源与由来

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维新改革家。从万木草堂到戊戌变法,他们是草堂师徒,共同奋斗;到海外时期,开始各行其是;从民元到复辟闹剧则正式决裂,成为政坛对手。二者关系的演变,在客观上根源于社会急剧变迁时政治斗争的频繁复杂,中西文化思想的猛烈碰撞;在主观上则根源于康梁的个性、思想意识、奋斗目标,以及环境对他们的不同影响。     

以译举政——梁启超译介行为价值取向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通过系统考察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指出他译介西方学术思想,旨在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泽介西方文学作品,旨在表达政见,实现民族救国。他的译介行为鲜明地显露出“以译举政”的价值取向。     

“学校”与近代中国政治

作为19世纪末中国社会过渡时代的产物,近代学校具有重大的政治功能.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认为,“议院以学校为本”.这一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根据梁氏和其他近代有识之士的有关思想,结合中国近代史实,笔者以为,除了培养出一大批近代国民、近代政治人才和各种近代专门人才之外,近代学校还对近代政治实践具有重大影响,构成近代政治体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考察和厘定“趣味”这一现代美学范畴在中国的形成时,我们发现,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标志着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的创立,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趣味”范畴的现代转换,体现了中国美学现代性的特殊张力结构。“趣味”范畴典型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换过程中需要对支撑这一范畴的深层结构和基础转换的问题。在梁启超和朱光潜之后,摆脱了长久意识形态羁绊的中国现代美学,理应以“趣味”为关键之一的范畴构筑自身的美学理论,接续中国美学现代性的道路。     

政治抑或学术：梁启超对严复之批评

梁启超和严复都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深有影响的人物,梁启超对严复的批评,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戊戌变法之前,流亡日本期间,放弃政治生涯之际和严复去世以后。批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翻译“成一家之言”,一是言辞“太务渊雅”。总体评价可谓不低,但着墨委实偏少。究其原因,除了他们的个人恩怨以外,还与两个人的政治倾向与学术理念不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