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认识差异性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正义学说史上以其个性特征塑造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形象。分析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认识差异性,是理解二者关于正义问题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文本,主要阐述了罗尔斯与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立论依据：“差别”是集体资产还是个人持有？论证的逻辑特征以及二者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了理论与现实的思考     

三种视角审读下的最小国家——从必要性、合理性和可欲性出发

诺齐克的最小国家观主张将国家功能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本文从必要性、合理性和可欲性出发,在国家的产生上、在国家功能上,诺齐克坚持权利优先于善,提出了由获取的正义、转让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三原则组成的持有的正义论.而且,诺齐克认为,最小国家是元乌托邦框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目标. 将权利设定为道德边际约束,然后从自然状态、保护性机构、支配性的保护机构、超小国家一步一步追溯出最小国家的产生;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观比较研究

罗尔斯和诺齐克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罗尔斯以"新契约论"的手法,在"原初状态"和"无知内幕"的条件下论证了他的两大正义原则,试图调节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但却没有成功,他的正义观可以概括为公平正义观;诺齐克以"反契约论"的手法,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论证了他的三大正义原则,强调自由一极,不考虑平等,他的正义观可以概括为权利正义观。本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比较分析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观,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握并认识新自由主义。     

从“洛克条件”到“诺齐克条件”

本文拟从诺齐克“持有正义”论的基点“获取正义”出发来分析诺齐克财产权起源学说的逻辑证明过程,指出诺齐克是通过弱化“洛克条件”,并将其转换为“诺齐克条件”这样一个“弱化－构建”过程来完成理论推导的。诺齐克严密而智慧的论证极富启迪意义;但在劳动确立财产权问题、“自然状态”下外界资源所有权性质的设定问题、以及诺齐克条件赖以成立的“基准状态”问题等重要环节上尚有明显漏洞。     

持有的正义——诺齐克正义论简析

诺齐克是当代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坚持权利的优先性,以权利为道德边际约束构建起持有的权利正义论,它由获取的正义、转让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三原则组成,用公式可表达为按其所择给出,按其所选给予.持有的权利正义论具有强烈的非模式化原则特征和历史原则特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诺齐克的正义论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借鉴.     

诺齐克权利正义观的学理分析与逻辑解读

“权利正义”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理解诺齐克政治哲学的两个核心关键词,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被诠释为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换言之,诺齐克政治哲学的最高使命是实现“权利正义”、保障公民个人权利,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肩负这一崇高使命的现实载体.无论是“权利正义”还是“最弱意义上的国家”都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但瑕不掩瑜,诺齐克政治哲学理论对我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诸多的启示.     

从协同正义看罗尔斯、诺齐克之争

所谓协同正义,是指同一性正义原则与差异性正义原则相协同而生成的正义。罗尔斯对平等的关注可以理解为主要基于同一性正义原则,诺齐克对自由的关注可以理解为主要基于差异性正义原则,罗尔斯与诺齐克都没有看到正义应当是差异性原则与同一性原则的协同。罗尔斯正义论的不足在于以同一性统筹差异性,而诺齐克正义理论的不足在于以差异性统筹同一性。     

析诺齐克自由主义国家理论

诺齐克作为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在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它旨在论证诺齐克的一个基本命题—最弱意义国家是最合乎理性的国家形式。诺齐克的论证是从其自由主义伦理原则入手,利用"看不见的手"这样一种论证方法,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最弱意义国家的合理合法性。     

诺齐克交换正义思想之反思

诺齐克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其"持有正义"理论为分析交换正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线索。对诺齐克交换正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对交换进行哲学上的界定,有助于寻找规范交换的正义原则。诺齐克虽然突出了自愿对交换正义的重要性,但他对自愿行为的分析忽视了认知对自愿性的影响,也无法表明自愿是交换正义的唯一原则。洛克限制条款在某些情况下不能与自愿交换相容。与此同时,诺齐克忽视了交换对第三方的影响在交换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仅将交换正义的论题集中在我们应如何交换这个问题上,忽视了我们能够交换什么及我们可以和谁交换这两个议题。     

罗尔斯、诺齐克正义理论的比较及其启示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平等状况便日益令人注目,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也就日渐显露,平等也越来越具有经济的涵义"。因此,"构成近一百多年来西方社会正义论的主题的,正是这一对矛盾——自由与平等的矛盾"。罗尔斯与诺齐克等当代思想家们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罗尔斯强调社会正义,关注"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利益;诺齐克"持有正义"理论的"核心是反对国家出于平等动机进行再分配"。他们的论述都能够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分配正义的两种不同诠释——罗尔斯和诺齐克之辩解

针对正义如何来分配,尽管罗尔斯和诺齐克都赞同正义首要性,但罗尔斯更为强调平等。他通过设定“原初状态”,在此基础上借助正义的两个原则来解除“无知之幕”,使得最少受惠者得到补偿,从而实现平等;诺齐克认为正义的首要问题不在平等,而在于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借助“持有正义原则”通过“最弱意义的国家”来反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尽管二者对如何分配正义分歧很大,但他们都是围绕经济领域中自由与平等孰更优先的问题展开。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正义观的矛盾反映了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观念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诺齐克的正义观与借鉴

本文指出了诺齐克正义观的历史渊源与历史背景,分析了其主要内容及特征,最后批判地借鉴诺齐克的正义观,来看待我国分配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一些分配正义的相关启示。     

柯亨的挞伐——对诺齐克的批判

柯亨,作为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肩负起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使命.他继承了分析学派的论证方式,对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的持有正义理论和自我所有论作了最为犀利的批判.他的论证结构富有层次化、系统化,对诺齐克的观点一一击中要害.对于与现实相关的公平、正义等问题的关注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的作用.     

论诺齐克对马克思劳动观的道德消解

诺齐克的道德乌托邦体系不仅建立在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上,而且建立在对马克思劳动观的价值消解上。在劳动性质、劳动价值、劳动成果的道德分析中,诺齐克试图以自愿的交换、主观的需要、应然的权利分别颠覆马克思被迫的奴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正义的利润等。这些批判反而更彰显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价值合理性。     

自由主义语境下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述评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自由主义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历史演进构成了自由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洛克的"同意"原则、卢梭的"公意"学说,到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现了深深的规范性传统。     

评诺齐克以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观

本文扼要回顾了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评,介绍、分析了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出版之后围绕权利问题引起的讨论、争论,以及修正和补充意见,既有内格尔等人尖锐的、根本性的批评,也有曼克、费舍尔、克日纳的支持、补充观点,并把诺齐克与罗斯巴德和兰德作了简单比较,借以说明诺齐克的理论贡献和在自由至上论者中的地位。     

诺齐克权利理论探析

一“个人拥有权利” ,这是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开篇的第一句话。诺齐克国家理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对国家的性质、它的功能及其合理性的证明 [1],而“个人拥有权利”便是他理论证明的出发点。他认为 ,个人拥有如此强有力而广泛的权利 ,“有些事情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 ,做了就要侵犯到他们的权利”[2 ]。因此 ,就国家而言 ,首先要提出的就是“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大活动余地”的问题 ,也就是说 ,国家的合理性只能在不侵犯个人权利和保障个人权利中得到证明。这里 ,诺齐克为其国家理论寻找立足点 ,采取的是传统的直觉…     

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探求

针对“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诺齐克提出了“最小国家”的概念。最小国家的产生经由三步:自然状态———支配性的保护机构———超小国家———最小国家。诺齐克将权利设定为道德边际约束,从个体自由权利维护的角度来探讨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认为国家权力的起源、职能范围都必须在个人权利允许的范围内。诺齐克对国家权力范围的全面反省,对社会主义国家界定国家职能范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析契约论思想方法

简要考察了契约论思想方法兴起的历史背景 ,并概述了霍布斯、洛克、卢梭的近代自然主义契约论的发展演变 ;分析了现代罗尔斯的超自然主义契约论思想方法 :作为公平的正义要领的提出、原初状态下的无知之幕的设定、词典式序列的两个正义原则以及重迭共识、公共理性和权利 (自由 )的优先性。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分析了契约论思想方法的长处和优点 ,并参考引用当代美国哲学家诺齐克和麦金太尔对罗尔斯契约论思想的批评 ,分析指出其缺点和不足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