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V＋个＋X”结构中“个”的词性

<红楼梦>里"V+个+X"结构的使用比较普遍,本文用句法关系的知识来分析"x"在两种情况下"个"的词性:为宾语时,"个"做名量词或动量词或调节音节的助词,这中间我们还采用了替换的方法;为补语时,"个"的词性是相当于"得"的结构助词.     

《三国志》"以·宾"结构考察

"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汉语语法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三国志>"以·宾"结构的考察表明:"以"在宾前这一结构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则已经确立;<三国志>中"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于只作状语和补语,<搜神记>中则固定于作状语和补语;"以宾+动"中的谓语结构比"动+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向;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的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的固定用法体现出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特性.     

"与"在《礼记》中的介词用法研究

以<礼记>为研究语料,采用穷尽式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描写了"与"在该典籍中的介词用法,根据语义对其用法进行了分类分析,考察其句法结构及语序,归纳其介词结构使用的语法格式,总结出"与"作介词在<礼记>中的使用特点是以充当状语占绝对优势.但<礼记>中还出现"与"字介词结构做补语的用法.通过与相近时期专书"与"的介词研究进行比较来看,<礼记>"与"介引的语义类别趋于减少,且<礼记>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更为严密.     

《红楼梦》是所谓的"史书"吗? --评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

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前些年轰动一时,其最根本的观点是:<红楼梦>隐写了"一部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史书".霍氏姐弟赖以立论的,主要有四大概念--"野史"、"史公"、"<春秋>微词"和"史家曲笔",但是他们根本漠视这些概念的文学意蕴,对其做了错误的理解.因此,<红楼解梦>建立在这些错误理解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红楼梦》人物“红”的服饰特征及其情性复义探析

<红楼梦>不仅于自然景观而且就人物形象都凸显出"红"的意象特征,表现出曹雪芹明显的爱"红"情结.仅就对<红楼梦>中"红"的服饰特征描写及其内在情性表达,探求<红楼梦>中"红"的情性复合意味,以为<红楼梦>开掘出新的文化精神意蕴.     

对余英时的红学考证的再考证’——从《（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谈起

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中,余英时提出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两个范式--大观园中的干净世界与大观园外的肮脏世界.余英时认为,只要证明"宝玉园中生活是干净的",那么也就证明了<红楼梦>理想世界的纯洁性.为此,余英时以"夜间同房照应宝玉"的晴雯始终与宝玉保持着纯洁的关系这一点,来证明"宝玉园中的生活是干净的"以及大观园这一理想世界是纯洁的.余英时的这一证明有如下三点缺陷:其一,在大观园里"夜间同房照应宝玉"除了晴雯外还有袭人;其二,宝玉曾要求与晴雯同洗鸳鸯浴;其三,在大观园里,既有司棋与其表哥的偷情,又有藕官与菂官的同性恋.可见,余英时对于<红楼梦>理想世界的纯洁性的考证是缺乏材料依据的.     

论《红楼梦》的意境美

"意境"是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它同样适用于<红楼梦>.曹雪芹以其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在<红楼梦>中营造了一种博大、深沉而多层次的意境.<红楼梦>主要通过整体艺术构思、人物诗作、自然环境等来创造意境.     

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阐释<红楼梦>,是"新红学"初期重要著作之一.讨论了王国维的思想如何与叔本华理论、<红楼梦>产生共鸣,并探讨以哲学思想阐释<红楼梦>,该批评方法的优点及其不足.     

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文本批评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成立的一个理由,在于"审美意识形态"是可以在文学艺术文本的批评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首先是在指明文学作为一种活动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说的,并不完全指一篇篇的具体的文本的性质;但是既然文学活动具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那么它就不能不在文学活动中的一环--文学文本--中体现出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要寻找出"审美意识形态"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对应点,或者说中介.通过对陶渊明的<饮酒>和<红楼梦>第四十一回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意蕴"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在文学文本中的对应点,它承载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故可以进行审美意识形态批评.     

论张爱玲小说的雅俗追求——江南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四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异教",才女张爱玲的文学"传奇"首先决定于内因--其自身过人的文学天赋,然后才归功于外因--<红楼梦>等世情小说、破碎的家庭及"孤岛"的上海,她的小说内容的"俗"与鸳鸯蝴蝶派貌合,而其"美丽而苍凉"主题的"雅"又与<红楼梦>神似.     

“得”字的语法化和“得”字补语

“得”字补语是汉语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种补语,学者们就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其内部构成复杂,至今歧见纷出。“得”字补语在现实中的复杂表现源于它所经历的语法化过程。“得”本为动词,后顺应汉语动补式的发展大趋势加缀在动词的后面,使其表义逐渐弱化,成为动词和补语之间的连接成分,表示可能和表示结果的“得”字补语是其“达成”语义的两个变体。     

从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

本文通过对王梵志诗和寒山诗及部分唐诗的研究,具体分析了“了”、“着”、“得”3个虚词各自的演变阶段和年代,试图描述其轨迹,寻找其规律,以补充和修正前人说法之不足。     

治国的新理念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认为二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既是对历史上人治的否定,也是对西方法治缺陷的克服.是在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德治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国的新理念.     

“第三代新儒家”刍议

“第三代新儒家”是沿用了目前大陆学界通行的说法,意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即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新一代新儒家学者。他们在继承前辈新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与时俱进,使当代儒学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多元化倾向、方法论的自觉、批判性与现实性、“道问学”的转向与“生活世界”的开掘。     

从“真个+体词”看近代汉语副体结构的类型及存在原因

近代汉语副词“真个”所构成的副体结构的句法功能主要是作谓语,偶有作补语成分的。这种结构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从元代开始,出现了“真个+好+体词(短语)”的句式,明清时期数量就大增了;二是含副体结构的句子不少是无主句。副体结构存在的原因是这些体词(短语)具有述谓性。     

"为文造情"辨

为文造情,是《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提出并作为当时一个创作思潮而加以批判的,其目的是要确立传统的为情造文观念的地位。但其反对的为文造情之“情”中吸纳了个体性的诸如闲适等情感,并为文学虚构留下了相应的余地。它不仅是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为情造文观念的重要补充。     

关于构式"有+VP"

“有 VP”在古汉语中早就存在。当前出现在现代汉语中的“有 VP”构式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 VP”结构在当今社会掀起的复兴,是汉语言发展与时俱进的表现。该构式的复兴也有其本身具有的特点和功能的原因。“有 VP”构式中,“有”依然是动词,在其为谓语中心的句子中作谓语,表存在,不是动词“有”的虚化;“VP”的内层语法特性依然是动词,表陈述,但在该构式的使用中,其体现的外层语法特性是指称,包括自指和转指,表行为事件本身或行为的对象与主体。“有 VP”构式是对现代汉语表达方式的一种补充,它具有形式简练、表达丰富、功能鲜明的特点。其中“有”的“存在”义使得其后的VP动态性弱化,从而使得其自身的意义得到强化,可以用来表明动作行为等的曾经产生、存在、完成和持续等,有表示肯定、强调、标示信息焦点的功能。但在一定语境条件下,“有”自身也是信息焦点,表“存在”。     

古汉语的“N＋N”结构及其发展

古汉语的“N N”结构是指“君君”、“臣臣”一类的主语和谓语均由同一个名词构成的句法结构。先秦汉语“N N”结构中的“N”只能是单音节,“N N”结构具有很强的粘合性,具体表现在“N”的前后均无修饰限制或补充说明的成分。“N N”结构一般成对出现,前后对举出现的“N N”结构中的两个“N”意义相对。“N N”结构不能独立成句,或者充当主语,或者作复句的前分句。汉代以后,“N N”结构的粘合性减弱,并且出现了一些新语法功能,比如作谓语、定语、补语等。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能够进入“N N”结构框架的“N”全部是具有强社会性语义特征的名词,其社会文化附加义是“N N”结构之所以成立的最根本的语义基础。     

从“道”的演变看三教融合

“道”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变化发展的,“道”的演变反映出不同时代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演进轨迹:汉魏时期的儒道互补、隋唐时期的佛道合流、宋元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三教融合成为历史的主流。因此,从“道”的变化视角研究三教融合,在三教关系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玉林话“好+形容词+定”结构的音变及其意义

玉林话中的“好 +形容词 +定”结构是由副词“好”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很”)加单音节或双音节形容词和助词“定”组成的结构形式。从语音构成看 ,有本调和变音之别 ,其词汇意义也随之改变 ,读本调时表示程度重 ,读变音时则常表示程度轻 ,且大多数带有令人喜爱的色彩。该结构主要作谓语和补语。言语色彩上可随形容词意义的不同而有褒贬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