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西夏文化交流与西夏藏传风格唐卡

藏语称西夏为mi-nyag,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1】《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记西夏陵为“木纳西夏祖坟”,“木纳”即“木雅”minyag。【2】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从公元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到1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长达600多年,其间你来我往,水乳交融,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     

吐蕃西夏历史文化渊源与西夏藏传绘画

藏语称西夏为ｍｉ ｙａｇ。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 ,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① 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 ,从 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 ,到 1 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 ,长达 60 0多年 ,其间你来我往 ,水乳交融 ,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象之一。②唐时 ,吐蕃和党项部落之间的战争使得大批的党项人归属于吐蕃王朝治下 ,两族杂居者为数众多 ;雅隆王朝解体以后 ,东迁河陇、河湟一带的吐蕃人与内徙的党项人部落杂居共处 ;西夏建国以后 ,上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吐蕃人成了西夏的“编户齐民”。吐蕃与党项统治者之…     

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地方王朝。党项羌原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西羌游牧部落的一支,从唐初开始,党项羌为逃避吐蕃王朝的进逼,在唐朝同意下逐步内迁,最后定居于夏州、银州一带。经过几百年的生息发展,到北宋初年以银、夏(今陕北榆林、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一带的党项平夏部建立起西夏王朝。和众多的西羌部落一样,党项羌与藏族在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习俗上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西夏的党项羌是西羌部落中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未被统一进去的一部分,也是唐宋时期青藏高原的藏族和藏文化发展到最北面的一支。     

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吐蕃和党项是我国境内的两个古老民族,唐宋时期,他们先后建立政权,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吐蕃与党项两族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唐太宗贞观初年的正式交往到西夏后裔南迁,历时达600余年之久,其间你来我往,水乳交融,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象之一。唐朝时期,吐蕃奴隶主对     

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述论

党项是一个多种族的部落集合体。七至九世纪,随着吐蕃的兴盛与衰落,吐蕃与党项之间发生了密切关系,这表现在吐蕃与被征服地区党项各部的关系、吐蕃与内迁党项部落关系等方面。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之后,其所统治的种族部落及吐蕃本身的许多部落最后溶于党项这个多种族部落集合体之中。     

略论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

两宋时期,西北吐蕃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有频繁的交往与联系。凉州吐蕃抵御党项的武力征服,河湟吐蕃在唃厮啰时期和吐蕃政权分裂后的不同时期,与西夏的关系有所变化。河湟吐蕃与辽、金朝也有政治、经济联系。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西夏、辽、金的关系是吐蕃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     

夏尔巴人的历史与现状调查

夏尔巴人,中尼边境地区的一个民族。北宋末年,蒙古铁骑驰骋在茫茫草原。金戈铁马荡平了大宋王朝,北方的西夏王朝也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空渺无迹,不知去向,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悬念。然而尼泊尔的素伦昆布和我国西藏樟木小镇及其下属的立新和雪布岗村落,可能就是神秘的党项人后裔的归宿。从夏尔巴人的族源、风俗习惯、语言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来看,与我国的藏族极为相似,渊源于藏文化或喜马拉雅文化带民族。研究夏尔巴人不仅是对我国民族学研究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对于西部边陲的巩固稳定和中尼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有积极的意义。     

唃厮啰的交换贸易及货币形态

哺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以青海东部为中心的一个强有力的藏族政权,在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初雄踞河湟地区,其首府在青唐,即今青海省西宁市,史称其辖地“占河湟间二千余里”,东至秦州西界,南达今果洛地区,北至祁连山,西据青海湖,大致占有《宋史·地理志》上的鄯、湟、廓、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和积石军地,人口约百万。居民有吐蕃、党项、汉、回纥人,以及侨居境内的西域各地商人。其历代首领都接受宋廷的封赐,称臣纳贡,但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丝绸之路”北道在真宗年间被西夏控制后,众多西域贡使商人苦于西夏的“钞掠”而改走“青唐道”;响厮啰的统治者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各族商人络绎于道,纷沓而至,皆     

从西夏岩画看党项族的个性特点

在距今7个世纪,先后与宋、辽、金鼎力,统治西北广大地区近200年的西夏王朝,曾经组织领导其全境内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斗争和军事斗争,开展同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突出了民族特色,培养了质朴、诚恳、忠厚、坦率、慷慨的性格和淳朴的民风,实现了党项、汉、回鹘、契丹、吐蕃等民族在西北地区的联合和局部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对西夏、对党项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借助古今所编纂的西夏文辞书,从跃然于山崖峭壁的西夏岩画中探讨党项族社会生活的内容.为我们了解一个全盛时期西夏党项族的性格人生提供了佐证.     

论夏与吐蕃、回鹘经济文化关系

西夏与吐蕃、回鹘在经济文化上具有较深的关系。吐蕃藏传佛教被西夏各届广泛接受，传播至河西地区。西夏历法源于吐蕃，藏语作为重要的宗教语言也深受重视，很多西夏人通晓藏语。回鹘文字是西夏文之外的第二文字。西夏佛教深受回鹘佛教影响，大量回鹘佛经被翻译成西夏文，回鹘僧人在西夏地位极高。吐蕃与西夏间的贸易主要是西夏以茶叶交换吐蕃的牲畜。西夏盛产的青白盐也是与吐蕃贸易的重要商品。西夏占据河西，向回鹘商人征收重税，同时还把回鹘的各种奢侈品转卖至周边政权。     

中尼边境夏尔巴人和四川松潘夏尔瓦人的民俗学对比研究

中尼边境的夏尔巴人和四川松潘的夏尔瓦人相隔万里,各自面临不同的文化环境影响,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丧葬习俗、饮食习惯、住房格局、婚俗等方面,说明这两个族群很可能同时来自大约隋唐时期的藏族称作“夏尔巴”的部落和氏族.     

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述论

文章对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的背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康区师范教育发展概况作了详尽的梳理。不难发现,康区师范教育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但其间闪光之处可圈可点:既有民众的自觉自为,又有当局的不懈努力;既有地方政府与乡村名流的解囊相助,又有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使康区师范教育从附设的简易师范班发展到边疆师范区,为当地教育、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多康藏区藏族源流考释

多康藏区藏族是藏族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过程一直与卫藏地区藏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发现和早期文献记载来看,远古时期的多康藏人与汉文史籍所载之“羌”人关系密切,藏文史书中的“董氏人”与氐羌系统人群应属同一部落群体。董氏人的部落群体从雅隆河谷一带向北、向东、向南移动和迁徙,又通过一系列分化和整合,最终形成这一特定区域的特殊族群,在不同文种以不同名称载入史册。     

史学家对工布朗吉土司形象的构建

历史文献中,19世纪中叶康区中部瞻对地区的一位名为工布朗吉的土司的形象经历了从一个惹人生厌的幸福与和平的破坏者到悲剧性的农奴起义领袖,再到追求私利的军阀的过程.工布朗吉形象被建构的过程说明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通常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意识形态的侧重点、官方文件的倾向、当代政治的语境以及当时学术研究所关心的问题都对工布朗吉形象的建构施加了影响.历史叙述依靠当时流行的叙事方法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来塑造历史人物.而这些叙事结构反映了那个时代所关心的问题.     

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唐代前期"河曲"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包括汉、稽胡、突厥、铁勒九姓、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等七个民族,其数量与分布呈动态变化.贞观二十年前,"河曲"人口数量可达180,000余人,其中汉族、稽胡族人口约有50,000人,分布在"河曲"边缘地带,突厥族游牧于"河曲"东半部的夏、胜二州之间以及西北隅,昭武九姓居留在"河曲"西部的灵、盐、夏之间.此后,由于吐谷浑族、党项羌族、铁勒族的迁入,居民数量与空间分布发生新的变化.迄天宝元年,"河曲"地域的人口总数已达750,137人.安史之乱后,铁勒九姓、突厥、昭武九姓、吐谷浑诸族人口相继迁出"河曲",惟有汉、稽胡、党项羌诸族人口仍留居原地,尤其以党项羌人口增长显著,分布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河曲"地域,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     

天地会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天地会最早活动在福建南部一带 ,清嘉庆、道光年间蔓延到长江以南各个省区。其中广西的天地会发展最为迅速 ,道光中叶以后即成为洪门活动的重点区域之一。壮族是广西天地会的主要力量 ,也是参加天地会活动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这与当时广西的社会状况、壮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天地会的宗旨及组织形式有极大的关系。从 19世纪中叶到 2 0世纪初 ,天地会在壮族地区组织了持续不断的反清起义 ,对近代中国和近代壮族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影响     

浅析土尔扈特西迁缘由

15世中至17世纪初,由于漠南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对卫拉特蒙古的多次讨伐,卫拉特势力逐渐被削弱,失去大部分游牧地。与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剩余的草场、林地难以满足人们越来越多的生存需求。为此,卫拉特蒙古各领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导致土尔扈特部西迁。本文通过研究卫拉特蒙古内部及外部发展势态来剖析土尔扈特西迁问题,以此更加深入阐明了土尔扈特蒙古西迁的原因。     

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考察,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满族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因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清代,不仅汉族、满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或回族以及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民族融会才升华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     

从波塔宁考察资料看土族族源

土族史是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土族族源问题一直受到民族史和地方史学界的关注,曾提出过各种观点,但至今未形成定论。本文介绍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人波塔宁在民和三川地区的调查,并结合史籍记载和国内研究成果,对土族族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做了补充讨论。     

20世纪50～60年代西藏墨脱县珞巴族老照片与民风民俗

珞巴族属于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我国藏东南的珞渝地区,那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长期以来很少进入外界的视野。冀文正同志在墨脱工作了16年,他拍摄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珞巴族民俗图片,记录了当时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珞巴族的民风民俗及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十分珍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更具有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价值。这些年代久远的老照片,能够使外界了解珞巴族的过去,关注他们的现状,帮助珞巴族在未来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