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婚姻模式变迁

务工潮兴起后,农村贫困地区形成以务工收入为主的经济结构,外出务工成为村民的主要谋生手段和重要生活方式。这一重大变化导致了村庄婚姻模式的变迁,最明显的就是忽略了传统婚姻习俗,形成一种婚姻程序简单化、结婚快速化和婚姻个人化的新模式。传统婚姻习俗对于婚姻具有积极的正功能,村民在新经济环境下的无奈选择对婚姻关系稳定、姻亲关系建构,乃至于亲密代际关系的建立都造成不利影响。     

工业化差异视角下的农村婚配秩序研究——基于浙东S、Q两村的经验比较

农村婚配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在区域差异视角下对浙东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工业化核心地带和工业化边缘地带农村婚配秩序存在差异。在工业化核心地带的乡村,形成经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本地工业整合作用下形成本地婚姻,就地城镇化会降低婚姻成本,完整的社会结构会提升婚姻稳定性,最终实现本地婚姻资源的高度适配。在工业化边缘地带的乡村,经济活动脱嵌于村庄社会,异地工业化的性别区隔推动本地婚姻圈的破裂,形成多样化的婚姻模式,县城城镇化推动婚姻成本上涨,瓦解的村庄结构和“无主体熟人社会”无法调解婚姻危机,婚姻稳定性较差,本地婚姻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形成不同的婚配秩序,其背后是区域经济结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工业化差异为农村婚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是研究经济活动对村庄社会、婚姻生活秩序影响的新切口。     

婚姻支付实践变迁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基于安徽南村的考察

安徽南村的婚姻实例表明,其支付实践正经历从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的变迁过程,婚姻支付流向由婚姻偿付时期从婆家流向娘家变更为婚姻资助时期从婆家娘家共同流向新婚夫妇家庭,呈现出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农村社会经历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的结构转型.     

农村多子女家庭养老代际交换的性别差异——基于湖北省钟祥市L村一个典型案例

在当前社会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家庭代际关系正经历着一系列变化,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状况将会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代际交换的视角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个案研究并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从父母与子女间延期交换、即期交换中子女性别的差异,代际交换关系背后父母养老资源的匮乏导致的养老困境以及女儿参与养老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老年人社会参与困境及政府责任研究

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群体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中的困境主要有:老年人在社会接触中的信任危机、参与过程的代际矛盾、新参与需求难以实现以及经济发展活动参加意愿低。政府可利用多种手段,对老年参与的困境进行调节,确保老年人口权利的实现。     

婚姻支付实践变迁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

在田野工作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认为南村婚姻支付实践正经历从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的变迁过程,婚姻支付流向由婚姻偿付时期从婆家流向娘家变更为婚姻资助时期从婆家娘家共同流向新婚夫妇家庭,呈现出子辈权利意识兴起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农村社会经历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的结构转型。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农村养老的区域差异研究

既有对农村养老的研究从“养儿防老”观念、子代养老意愿与老年人生存状况等层面得出了家庭养老弱化的总体认识，忽略了空间区域变量对农村养老形塑的非均衡格局。基于生成动力、责任主体、预期与实践形态几个要素，可以将农村养老分为伦理型、规则型与情感型。三种养老模式分别对应于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养老模式之所以与空间区域存在选择性亲和，在于不同区域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构成状况与关联程度。从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角度理解农村养老，对于我们深化农村养老的理论认识以及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有着一定借鉴与参考意义。     

以家为本，老而不休：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影响分析

全面了解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状况,有助于消解老年人等于“无用”之人的年龄歧视,助推国家养老战略的适时跟进;关注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和制约,有助于探究促进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和谐之道以及建构养老的良性代际互动模式。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库的研究分析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以家庭整体需求为主、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场所,参与面广,部分中、高龄老年人仍参与劳作,且劳动类型的灵活性较强,照料劳动主要指向高强度孙代照料。家庭关系中,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增加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而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显著负向影响老人参与非农工作。在家庭结构方面,健在子女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非农劳动和农业受雇;健在儿子数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也是其“教育红利” “健康红利”和“婚姻红利”在老年阶段的延续,同时彰显了两性劳动参与差异与性别分工。     

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主观意愿、现实条件与实践样态

理解中国农村老龄化问题不仅要关注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还应注重分析农村基本养老秩序及其运行实态。当前，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是代际关系和家庭发展逻辑、村庄经济社会关系和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积极肯定农村老年人的自养效应，并不是解构农村养老问题，更不是认为农村老年人应当长期停留在自养状态，而是要反思新时期应对农村老龄化趋势的基本路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老年人自养依然是农村养老的基本秩序。国家养老资源投入应着力提升老年人的自养能力及水平，防止资源配置错位和偏差。     

乡村数字反哺的代际合作与行为选择

农村青年帮助农村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能够起到促进村庄治理现代化以及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基础作用。乡村家庭的数字反哺存在维护经济利益、重组家庭政治以及开展日常生活等三重合作基础。数字反哺的代际行为表现出数字技术学习注重实用性、沟通传授中物质支持与情感支持并重、隔代反哺以及反哺时间集中在节假日等特点。调动家庭内部资源进行数字反哺是有效提高农村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家庭策略之一,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和生活质量,也有助于实现家庭的发展目标。乡村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初步提高,既有利于他们融入数字社会,也可以使青年人担当起代际责任。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非常态婚姻——以豫北Y村为例

基于豫北农村的经验发现,在家庭婚姻偿付能力普遍偏弱的情况下,农民长期面临较重的结婚负担。由于家庭再生产任务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共同作用,农民家庭往往采用变通方法克服压力以实现婚姻缔结,从而形成了早婚和入赘婚两种稳定的非常态婚姻实践形式。前者通过婚后补偿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时间分散,后者通过男性“屈尊”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空间转移。婚后补偿与男性“屈尊”的婚姻策略都试图突破家庭能力、条件不足对男方家庭造成的婚姻缔结压力,是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家庭整体性婚姻实践;但两者都存在婚姻基础薄弱的共性,仍面临婚姻不稳定与婚姻离散的风险。     

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消失与保护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和城镇转移。在此过程中,传统村庄人口数量锐减,老龄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占据了村庄人口的主要部分。即使这样,在农村剩余人口中,绝大多数未成年人有着强烈的进城意愿。因此,传统村落将面临人口数量逐渐减少,结构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一些地区出现了传统村落的消失。传统村落承载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与优秀文明,如果任其消亡,可能导致众多非物质文化的丢失与遗弃,在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村落承载的历史传统文化应有选择地进行继承和发展。     

结构二重性理论视野下的代际不平等关系

现阶段浙江农村家庭普遍存在老年人居弱势的代际不平等关系。在结构二重性理论视野下,代际不平等关系是通过代际互动的反思性行动流得以实现的。传统的代际互惠模式———父为子建家,子为父养老,是反思性监控的规则背景。然而这一旧有结构条件下父母的付出却导致了行动的意外后果。在资源稀缺的结构性条件制约下,大多数老年父母只能默认现状;但是中年父母却作出了不同选择,这种选择有可能促成新型的代际关系。     

通过婚姻的养老：家庭政治变迁与农村养老责任的代际重构——基于晋西南F村丧偶老年人的调查

在人口加速老龄化推动中国养老方式发生深刻变革背景下,农村丧偶老年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婚姻方式实现养老目标即“通过婚姻的养老”现象日益增多。本文基于晋西南F村的田野调查,呈现了“通过婚姻的养老”现象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和演变趋势,运用家庭政治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揭示了“通过婚姻的养老”现象的形成机制和深层意涵。“通过婚姻的养老”是在社会转型和家庭现代化变迁背景下,家庭内部成员围绕养老责任分配进行博弈、斗争、妥协等互动的产物,是家庭政治从父代主导型向子代主导型转变过程中,农村丧偶老年人为应对“子代弃养”的现实而进行的一场群体性“养老自救”行动。这种以养老为主要目标和以交换为核心机制的农村丧偶老年人再婚行为的功能并不在于揭示了某种可重复的、恒久的价值,而在于完成了某种不可重复的、一时的任务。需警惕其转变成为在婚姻自由的宏大叙事下对农村丧偶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丧偶女性进行另类控制和物化的过程。     

代际交换下家庭权力关系重构——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调查

代际交换不仅是代与代之间的日常互动,而且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苏南并家婚姻是一种“并而不合”的双系婚姻模式,在此婚姻模式下形成多种互动关系。父代在单系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交换的方式将资源让渡给单系子代,以获得子代家庭的参与权。双系父代家庭之间围绕子代家庭展开竞争与合作,在互动中建构出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在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子代夫妻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新型家庭权力关系虽然能够相互制衡产生稳定性,但是代际交换一旦过于频繁,代际关系过于紧密,便会对子代核心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后发型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较低且人口外流严重,其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异的过程机理和最终形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村庄就业形势的转变使理性农民将就业视野拓展到村外,村庄人口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受个体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农民职业分化逐渐形成,经济分化继而推进.但因人力资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及父代责任绵延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进一步扩张,因而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内部社会分层.与经济分化并行的是社会性分化.由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加之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市场观念的持续输入和由村庄"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乡村伦理共同体的裂解,而这也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代际间阶梯式推进的"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动态化、螺旋式产生的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破解这一困局,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

当代农村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深刻影响着家庭代际关系.家庭代际关系主要指上下代之间所形成的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代际关系不仅限于"家内".而且存在于"家际"之间,它有性别和生命周期之分,有抚育-交换-赡养之差异.还因制度变迁而有时期和强势代与弱势代之不同.当代农村代际关系研究应做到三个结合:将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与家庭代际关系结合起来,将代际关系与家庭功能变动结合起来,将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结构和分家行为结合起来.当代农村代际关系既有代际之间束缚减少、日常冲突降低等表现,也有亲子代支配资源能力逆向变动、养老方式单一等问题.推进多元养老体系建设,倡导子、女两系财产继承方式和赡养方式,改变亲代对子代婚姻花费的包办,建立新的家庭规范,对现代代际关系的建立将起到积极作用.     

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以甘肃M县四个村为例

贫困与人类发展进程相生相伴,研究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调整反贫困战略、寻求制度体制层面上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了西部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网等自致性因素;父亲的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以及子代儿时的家庭结构等先赋性因素;社会支持与社会流动等社会性因素在终断/延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分析

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对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化是组织化的过程、结构和基础的有机统一。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依赖“熟人社会”环境、集体经济和基层自治的底层逻辑，政府和社会推动组织化需建立于其上。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建立互惠均衡、权责明确的契约关系，提高个体与组织的关联程度，激发个体的参与动机。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松散、基层自组织薄弱、服务存在单向性、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失衡制约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农村互助养老应当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与村庄的资源禀赋相结合；重视底层逻辑建构，培育老年人自治组织；优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结构；创新互助养老运作模式，提高社会关联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