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的运行逻辑与实现机制--以山西田村调查为例

民间借贷行为在农村一直普遍存在,山西田村作为经济欠发达与社会低度分化地区的代表,其民间借贷行为除了发生在强关系的亲戚朋友之间,以第三方主体为中间人的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也占据一定地位。不同于市场经济下陌生人间的理性行为,弱关系的民间借贷行为遵循着互惠与道义的运行逻辑,而互惠与道义的实现依托于村庄公共信用体系。村民间互助即仪式性互助与日常生产生活互助奠定了村庄公共信用体系的社会基础。     

转型期农村离婚的类型、变迁及后果

以西部一个乡镇1978-2012年的离婚情况为分析对象,总体分析显示该镇的离婚率呈快速增长态势。依据个体离婚行为产生的主导因素将离婚分为身心缺陷型、性格志趣差异型、性行为越轨型与经济贫乏型,其中经济贫乏离婚,因男性经济条件无法满足女性的消费需求而引起的妇女提出离婚成为主要类型。打工经济背景下婚姻价值的嬗变、城乡消费圈的一体化、妇女在再婚市场的优势地位以及妇女离婚的社会支持网络共同推涨了妇女基于物质因素提出离婚的比例上升。经济贫乏型离婚的上升形塑了农村离婚区域分布的梯度效应与低洼地带,造成了经济困难家庭的弱势累积与心理焦虑,对其可能诱致的社会风险与道德风险需要引起反思与警醒。     

农村工业化路径与社会分化形态的关联分析——基于集体土地产权实践的区域比较

基于分化结构、阶层关系与分化性质等三个维度将具有代表性的浙江民营经济、苏南集体经济与珠三角"三来一补"外资经济的三种工业化路径下的村庄社会分化形态分为三种类型.之所以不同的工业化路径会形塑出差异的农民分化形态,在于集体土地产权实践模式,即所有权主体、土地开发模式以及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对农民的收入结构产生了关键作用,进而影...     

农村养老的区域差异研究

既有对农村养老的研究从“养儿防老”观念、子代养老意愿与老年人生存状况等层面得出了家庭养老弱化的总体认识，忽略了空间区域变量对农村养老形塑的非均衡格局。基于生成动力、责任主体、预期与实践形态几个要素，可以将农村养老分为伦理型、规则型与情感型。三种养老模式分别对应于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养老模式之所以与空间区域存在选择性亲和，在于不同区域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构成状况与关联程度。从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角度理解农村养老，对于我们深化农村养老的理论认识以及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有着一定借鉴与参考意义。     

村庄社会中的边缘阶层:生成、嬗变与影响

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经历变迁,各阶层组成部分以及所占比重相应发生了变化,农村边缘阶层为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下层位置的群体,对于解析社会结构性质与现实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传统时期农村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道德与伦理为标准,边缘阶层为在家庭与社区层面未能达到公共道德规范要求的群体,他们对主流规范有着一定的认同以及存有为共同体再接纳的空间,因此对社会秩序稳定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在经济社会快速分化的转型期,村庄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经济收入与财富多寡为标准,“新边缘阶层”主要为缺乏市场能力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少的低收入阶层,他们之所以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底层在于既无法将仪式事务办得体面又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中被动的向内收缩。“新边缘阶层”日益被主流结构强制甩出,从而积攒起负向情绪,增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冲击的风险。为防止社会结构愈益紧张,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能动的嵌入性:青年返乡创业的运作机制与功能定位

青年返乡创业潮的形成，得益于人们对经济类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转移，以及数字下乡催生的电商直播销售兴起等。“能动的嵌入性”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青年返乡创业的运作机制，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与功能。“能动的嵌入性”分析框架包括“能动式嵌入”与“嵌入式能动”两个层面。“能动式嵌入”阐释的是青年返乡创业群体如何在要素资源禀赋不足的情况下实现对市场剩余的吸纳：通过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情感嵌入，创业者实现了对劳动力的组织与管理，推动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嵌入式能动”讨论的是青年返乡创业群体扮演的角色：一方面，返乡青年的利益与价值实现镶嵌于乡村社会中，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担纲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返乡创业的实践衔接了农村与城市两端，推动了城乡要素流通与整合转化，进而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青年返乡创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角色需要从“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从“市场替代者”转向“市场配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