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策略与发展型家庭秩序——基于“一家三制”的讨论

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在回应现代化压力的过程中,农民以具有绵延性和伸缩性的家庭为单位完成发展性任务。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围绕着家庭总体目标的变化发生了剧烈转型,以三代直系家庭为单位,开拓出"一家三制"的弹性家庭结构,年轻男性在城市务工,年轻女性在县城陪读,年老父母在农村务农。城市是生产中心,县城是发展中心,而乡村是保障中心,三者是有机互联,形成了具有整体目标导向的"发展型家庭秩序"。在城乡关系的硬约束下,农村家庭成员被分散于城乡各处,但彼此又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多空间中保持着完整的家庭结构与功能。在回应现代性压力和家庭发展压力时,农民家庭呈现出较强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共同服务于农民家庭的整体发展目标。     

变革中的中国家庭--评《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

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是其“变革中的中国家庭”社会问题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它以流动人口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农民的社会流动对他们的家庭和婚姻的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的生存方式、城市化进程中的性别角色与差异等。（一）结构清晰。本书的论述呈总述—分述—总述。第一章为总述，首先介绍了农民的社会流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发展现状，并对流动人口家庭的概念进行的界定：指农村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有家庭成员流动到城市和外地…     

新家庭主义：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形态分析

在农村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不仅是被现代性力量改造的对象，而且是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主体。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体现为“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发展目标的嵌入、村庄竞争的激活和家庭风险的内化定义了现代性压力对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的影响，激发了功能导向的家庭伦理实践原则。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具有鲜明的功能本位色彩。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政策既要引导和调动农民家庭的能动性，也应适当疏解家庭压力和维系家庭的伦理韧性。     

农民工代际转换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当前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力量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就业条件的要求、对城市的认同感、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情结、流动动因、家庭结构、流向地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并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影响。政府应关注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以充分利用其积极作用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非常态婚姻——以豫北Y村为例

基于豫北农村的经验发现,在家庭婚姻偿付能力普遍偏弱的情况下,农民长期面临较重的结婚负担。由于家庭再生产任务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共同作用,农民家庭往往采用变通方法克服压力以实现婚姻缔结,从而形成了早婚和入赘婚两种稳定的非常态婚姻实践形式。前者通过婚后补偿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时间分散,后者通过男性“屈尊”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空间转移。婚后补偿与男性“屈尊”的婚姻策略都试图突破家庭能力、条件不足对男方家庭造成的婚姻缔结压力,是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家庭整体性婚姻实践;但两者都存在婚姻基础薄弱的共性,仍面临婚姻不稳定与婚姻离散的风险。     

婚姻支付实践变迁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基于安徽南村的考察

安徽南村的婚姻实例表明,其支付实践正经历从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的变迁过程,婚姻支付流向由婚姻偿付时期从婆家流向娘家变更为婚姻资助时期从婆家娘家共同流向新婚夫妇家庭,呈现出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农村社会经历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的结构转型.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非农化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性别考察——以浙江省为例

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是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作为一种更多地属于政治加经济的动力，中国非农化的展开虽然能促进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但文化价值转型的缺乏却使得这一提高明显不足。事实上，在四十余年的非农化中，男性是较之女性获利更多的，男性也并未在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中有更多的付出。两性不平等状况的依然存在表明，要使妇女家庭地位发生质的变化，在关注政治、经济的作用的同时，扩展文化价值的转型已势在必行。     

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转型社会的家庭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变迁趋势,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一方面,家庭本身变得越来越脆弱和充满风险,另一方面,家庭自身所要担负的责任却越来越重。"家国同构"的治理逻辑使得中国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1)国家制度法规中的家庭缺位;(2)国家制度背后家庭价值取向的摇摆不定;(3)国家在公共政策的家庭界限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这反映了一种功利性的国家主义立场,极大地损害了家庭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利益,也制约了社会的有序发展。转型社会走出家庭困境的关键一步,就是要对现有公共政策体系中的家庭进行重新定位,确立公共政策的家庭视角,构建一个家庭友好型的政策环境,同时在主流社会和媒体中倡导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家庭观。     

郊区社会：城乡中国的微观结构与转型秩序

郊区不仅是空间概念,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涵。文章从农民与市场和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出发,建构郊区社会的理想类型,并探究其政策意义。本地市场与集体体制从不同维度塑造了郊区社会再生产的动力,不仅释放了家庭关系中的情感,而且稀释了村庄关系中的压力,进而孕育了具有实体性和自主性的郊区社会。郊区社会是城乡中国的微缩形态,它超越了城乡二元的制度区隔,为中国城市化营造了一定的缓冲空间。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须立足郊区社会的空间梯度,通过土地制度调控农民与集体和市场的关系,维系郊区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动态均衡和良性循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基于道德心理学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主体,具有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表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文化问题。应以主体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终目的,通过实施道德矫治,以期增强新生代农民的道德主体意识,使其行为与社会保持协调,促进主体角色转型,最终融入城市。     

中国农民的兼业成因及其影响

中国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以及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改革松动,使得农民的非农化兼业已经成为一种既非常独特也非常普遍的转轨发展现象。农民兼业既有其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等诸多正面效应,也有降低分工水平和延缓城市化进程等若干负面效果。但如果过渡时间太长和转轨速度过慢,其负面效应就会累积成显著的重大发展隐患。因而迫切需要强化城乡劳动就业制度创新的力度和速度,促进中国城乡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     

论职业农民主导下的家庭农场创业

21世纪是现代农业创业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十分重视支持农民创业活动,在培育家庭农场和发展规模化经营等方面颁布、实施了许多激励政策.在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鼓励、扶持职业农民创业,实现以家庭农场为载体的农民转型与创业致富是帮助农民致富,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培育职业农民和指导家庭农场创业发展将成为解决今后我国现代农业“谁会种地”课题的重要突破口,这有利于有针对性地选择和调整创业孵化政策,更好地扶持职业农民进行创业,进而促进家庭农场向集约、专业与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     

收益抑或损伤:我国农民工的区域回流与职业福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外流浪潮,中西部地区也同时出现了大范围的劳动力区域回流现象.学术界将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往往归咎于身份认同、家庭照顾或经济危机等外部压力之下的被迫选择,忽视了其内生性因素.本研究基于全国7个城市2361名农民工的调查,试图揭示农民工区域回流与职业福利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回流农民工的职业福利虽然同比外流农民工仍然存在整体劣势,但是部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区域回流吸引力,新生代农民工业已成为区域回流的主体影响人群.研究认为,未来政策应当深化外流农民工的职业保障体系,提升中西部企业的职业保障能力,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未来职业福利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传统社会家庭基础性地位的现代启示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男女双方家长考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家庭的政治、经济利益仍是家长考虑是否缔结婚姻关系的共同着眼点；尽管传统社会的家庭以男性为主导,但夫妻双方都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以家庭为单位实行个人无私财的家庭共财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财产制度；尽管家庭中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平等,但丈夫的家内特权是以其承担更多的国家义务为代价,妻子则是以家内无权换取了不承担国家义务的特权,家成为夫妻权利义务分配的基础单位,传统社会实际上依旧实现了男女权利义务的平衡.我们应当借鉴古人对待婚姻的严肃态度,在强调感情至上的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婚姻的严肃性以降低离婚率；我们应当借鉴传统社会家庭共财制的优点,对当下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存在的隐形个人财产规则进行完善以维护农村妇女的家庭财产权；我们应当借鉴古人突破家的界限来考虑夫妻双方权利与义务配置的思维方式,将夫妻家庭内的民事权利义务与家庭外的其他权利义务综合考虑,从立法层面真正落实男女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论五四时期探求家庭变革的社会思潮

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家庭观念变革的现实土壤 ,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把家庭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在揭露和批判旧式家庭实质及其习俗的基础上 ,提出了异彩纷呈的家庭观 ,主要有建立小家庭、废除家庭和家庭革命三个不同层次 ,其社会影响也迥然相异。五四婚姻变革思潮虽存在某些局限性 ,但对现代家庭观念的形成和近代妇女解放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新生代民工犯罪的社会成因及其控制

新生代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城乡分割的政策制度原因所导致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对农村生活的反叛、农民身份的反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城市的向往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一个日益开放和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自主意识和成就动机明显增强;但在人生经历、社会经验上则相对缺乏,对承受生活的艰辛和困难的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新生代民工的犯罪和其他社会群体犯罪有着很大的不同。其犯罪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公正、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以及社会性歧视等。治理和控制新生代民工应从铲除诱发其犯罪的根源和土壤着手。     

农民城市化视角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研究

农民城市化是推动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推力.基于山西L县的田野调查经验,以农民家庭就近半城市化实践为视角,考察县域空间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形态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就近半城市化的农民家庭双向嵌入城乡社会系统,具有生产方式工农兼顾、居住格局城乡分布、城乡生活稳定可逆等特点,是城乡要素融合互动、优化组合的重要载体.而高农业剩余对劳动力的在地化吸附,发展型社会对城乡资源的双重依赖,回应型政府的政策供给,构成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主体基础、实践动力和制度保障.乡村活力有序、农业繁荣发展和县域经济活跃、城市特色凸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效果.L县的实践经验表明,"三农本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立场,农民需求和村庄发展需要是城乡关系演变需要回应的基本命题.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一县城一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恩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需从户籍改革、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等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