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发展能力:理解农民家庭转型的一个视角

在家庭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区域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具有显著差异。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策略的产物,家庭、村庄和市场三者共同定义了农民家庭策略的基本结构。"半工半耕"的强度、代际合力的强度以及家庭目标的调控共同塑造了农民家庭策略的实践形态,导致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分化。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强弱,可以将农民家庭划分为生活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发展型家庭三种理想形态。基于此,农村家庭政策需着眼于农民家庭形态差异,采取富有针对性的"分类治理"策略,这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回应农民家庭生活需要、实现家庭政策有效落地的重要基础。     

新家庭主义：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形态分析

在农村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不仅是被现代性力量改造的对象，而且是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主体。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体现为“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发展目标的嵌入、村庄竞争的激活和家庭风险的内化定义了现代性压力对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的影响，激发了功能导向的家庭伦理实践原则。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具有鲜明的功能本位色彩。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政策既要引导和调动农民家庭的能动性，也应适当疏解家庭压力和维系家庭的伦理韧性。     

统筹城乡发展要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中央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和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所做出的科学决策.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融为一体,放在一个平台上整体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要以解决农民增收为切入点,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城·乡发展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要把国民待遇还给农民.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形成与治理——基于“四化”同步的视角

我国农村劳动力"家庭分散化"和"性别差序化"的流动,使得农村出现了留守家庭离散问题。透过"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同步的视角,运用共生理论深入分析发现,在"四化"发展不同步衍生出的宏观结构框架影响和制约下,农民为了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做出部分外出务工、部分留守的决策,从而导致农村出现留守家庭离散问题。因此,通过推动"四化"同步发展去改变工农间、城乡间的二元结构,促使农民在理性决策下作出新的行为选择,去改变家庭离散现状,实现家庭团聚的愿景,进而反过来维系和深化"四化"同步的局面,是有效治理这一问题的路径选择。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医疗保障问题思考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由于传统的家庭风险分担机制对他们无法发挥作用,而面临着三代人的医疗风险,成为高医疗风险家庭.但当前我国农村正在构筑新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并没有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给予有效关注.国家应以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为基础,在有条件地区应鼓励并资助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计划,并通过尽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医疗问题.     

家庭文化资本与高等教育需求关系实证分析

对3050位高中学生家长的调查问卷分析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存在差异,城市家庭文化资本优越于农村家庭,进而影响高等教育需求。城市家庭对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重点本科高校的需求强烈,青睐于学术型高校,对子女学历层次的需求高于农村家庭,倾向于文科类专业、理学和工学类专业;农村家庭则选择内地欠发达地区一般本科高校接受教育,重视技能型高校,农学专业需求比例最高。面对家庭文化资本存在的差异,需要推进城乡一体化,提升农村家庭资本;开展农村社区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增强家庭教育能力。     

漂隔型农民工三栖模式研究——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

漂隔型农民工常年在城市打工,却在县城买房,农村依然保有田地的"城市·城镇·农村"三栖模式,突破了原有"城市·农村"的两栖维度。三栖模式的优势在于:农民工具有在县城买房的现实可行性,能保留原有的乡土社会网络,县城具有一定的城乡结合优势。三栖模式的缺陷表现为:不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县城缺少产业结构的支撑,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三栖模式为促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城镇化道路需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实现人的现代化。     

从家庭转型到家庭发展∶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新动向

基于对全国多地的田野调研，李永萍的《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一书以现代性进村作为背景，考察了农村家庭变迁与农村老年人危机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家庭社会学研究在突破既有研究视角上的新动向和新气象。该书首先明确了农村老年人危机议题的理论诉求和学科归属，对当前主流的经济视角即老年人贫困问题、社会视角即老年人留守问题和价值视角即农村伦理性危机三大视角进行了批判，通过在个人与社会的二元框架之中引入家庭这一中间因素，为家庭社会学的介入提供了依据。接着，在唯实论家庭观的指导下，该书创造性地提出要将家庭社会学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从目前的家庭转型转移到家庭发展上去，研究家庭转型过程，考察转型家庭的性质和形态。家庭发展的目标推动着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取代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转型家庭的基本特征，并在家庭资源的配置、家庭权力的运作和家庭价值的实现三个方面的巨变中体现出来。最后，该书揭示了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出现与农村家庭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巨变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也呈现了农村老年人危机本身的复杂性，即在功能性家庭之中，老年人如何安身立命?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裂变与社会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城市和谐发展的核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农村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农村家庭的裂变,"一家两地"、"一家两制"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形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转变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观念,为进城农民工安家立业创造环境和条件,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农村留守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村家庭中主要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满足了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引起农村家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弱化了农村家庭的生产组织功能,造成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直接制约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提高留守妇女的职业技能水平,变劳动力流动的单飞模式为家庭整体流动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家庭问题,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的一个分析界面: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兼谈促进农民家庭增收的政策调控手段

现今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频率高、比重大、范围广,使得"农民收入结构"调查难以规范进行,而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江西省G、Y两地农户收入,结果显示与官方数据差异较大,暴露出现行调查统计整体方案不当,笔者认为有必要以"家庭"为分析单位来获取更具有实证意义的"农民家庭收入结构"数据.从学理上说,"农民家庭收入结构"本身就是乡村多种社会元素的一个综合性分析界面,各地设定一套既保留本区域特点又接轨于全国汇总数据的项目构成有可行性,借此亦可拓宽社会学、经济学关于"农民"群体分化、收入分配政策等问题的考察空间.本文基于新近概率抽样调查实例,扼要示范了这种界面分析的主要步骤.这里的界面分析结果则明显提示在促进农民家庭增收的政策调控方向上仍应以市场手段为主.     

变革中的中国家庭--评《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

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是其“变革中的中国家庭”社会问题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它以流动人口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农民的社会流动对他们的家庭和婚姻的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的生存方式、城市化进程中的性别角色与差异等。（一）结构清晰。本书的论述呈总述—分述—总述。第一章为总述，首先介绍了农民的社会流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发展现状，并对流动人口家庭的概念进行的界定：指农村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有家庭成员流动到城市和外地…     

农民城市化视角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研究

农民城市化是推动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推力.基于山西L县的田野调查经验,以农民家庭就近半城市化实践为视角,考察县域空间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形态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就近半城市化的农民家庭双向嵌入城乡社会系统,具有生产方式工农兼顾、居住格局城乡分布、城乡生活稳定可逆等特点,是城乡要素融合互动、优化组合的重要载体.而高农业剩余对劳动力的在地化吸附,发展型社会对城乡资源的双重依赖,回应型政府的政策供给,构成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主体基础、实践动力和制度保障.乡村活力有序、农业繁荣发展和县域经济活跃、城市特色凸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效果.L县的实践经验表明,"三农本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立场,农民需求和村庄发展需要是城乡关系演变需要回应的基本命题.     

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问题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处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的后端,直接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的客观要求,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比较低下;广大农村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业生产社会化,不仅在客观上要求农民养老社会化,而且为实现农民养老社会化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三个来源体现于每个农民领取的养老金中,是农村养老保险社会性的集中表现,也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特性。     

中国"三农"问题的突围之途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始终面临着如何化解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使命.从实现持续发展和回应外部挑战的角度看,化解"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农业问题的本质是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农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村社会发展的持续推进.就表现形态和形成原因而言,"三农"问题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特征.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采取综合性思路来回应"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特别是应着力通过体制完善来努力构建农民持续增收的常规性机制.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一县城一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恩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需从户籍改革、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等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策略研究

受城乡迁移和自身资源的影响,低收入流动女性是女性中更需关注的弱势群体,其家庭需要经历更为严峻的压力挑战。那么,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究竟面临怎样的挑战？其家庭如何能够获得困境中的适应性发展？其间女性在家庭困境应对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文在对34例低收入流动女性质性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的核心策略。结果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及其家庭的压力主要表现为非正式/低保障的就业困境、家庭工作兼顾的生活困境、迷茫无奈的未来发展困境和双向支出的家庭资源分配困境。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表现为低水平资源流动的家庭功能维持机制、灵活重整的家庭结构协调机制、代际团结的家庭关系缓冲机制和积极传递的家庭信念免疫机制。流动女性通过敏锐识别困境以调节应对策略、角色灵活安排以重整家庭结构、双向照顾支出以促进代际团结、协调整合资源以提升凝聚力等个体与家庭的互动方式为家庭抗逆力提升作出贡献。在完成家庭抗逆力的使命中,流动女性发挥着其独立能动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造就了她们自身的脆弱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本文以1982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社会转型和人口老龄化之下农村家庭结构所发生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变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之前，尽管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农村劳动力基本上仍以农耕为主，家庭核心化水平继续保持并发展。1990年之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大规模转移局面出现，农村老龄化水平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出生者逐渐长大，家庭结构受到直接影响，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变化。少子家庭亲代和已婚子代职业分工出现，亲代和子代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合作意义增大，三代直系家庭上升，标准核心家庭下降；中青年子代夫妇出外增多，中年和低龄老年亲代在育幼方面的功能提高，隔代等不完整家庭类型增多。这一时期，老年人独居大幅度上升，值得关注。     

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例

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历了从低级形态向更高级形态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作为影响家庭形态的家庭结构,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农村家庭占全国家庭多数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逐步迈入转型期,这一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无一不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样本,通过实地调查,以翔实数据揭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结构在人数、类型、规模等方面变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