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庭主义：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形态分析

在农村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不仅是被现代性力量改造的对象，而且是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主体。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体现为“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发展目标的嵌入、村庄竞争的激活和家庭风险的内化定义了现代性压力对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的影响，激发了功能导向的家庭伦理实践原则。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具有鲜明的功能本位色彩。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政策既要引导和调动农民家庭的能动性，也应适当疏解家庭压力和维系家庭的伦理韧性。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策略与发展型家庭秩序——基于“一家三制”的讨论

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在回应现代化压力的过程中,农民以具有绵延性和伸缩性的家庭为单位完成发展性任务。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围绕着家庭总体目标的变化发生了剧烈转型,以三代直系家庭为单位,开拓出"一家三制"的弹性家庭结构,年轻男性在城市务工,年轻女性在县城陪读,年老父母在农村务农。城市是生产中心,县城是发展中心,而乡村是保障中心,三者是有机互联,形成了具有整体目标导向的"发展型家庭秩序"。在城乡关系的硬约束下,农村家庭成员被分散于城乡各处,但彼此又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多空间中保持着完整的家庭结构与功能。在回应现代性压力和家庭发展压力时,农民家庭呈现出较强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共同服务于农民家庭的整体发展目标。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新时代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建构

促进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改革,把支持家庭与增进家庭成员的幸福置于教育政策的重要地位,旨在发挥教育对于家庭人力资本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不仅是国际社会家庭政策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保障我国家庭成员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以及推进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重视家庭建设并持续推进家庭取向的教育政策的改革。但以支持家庭并促进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政策的结构与内容体系还未完全建立。新时代推进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体系的创新,重点是建立依照家庭生命历程发展主题需要的教育政策结构,完善涵盖保障、救助、服务与发展家庭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政策的内容,并从指导服务、综合管理与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强化对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的保障。     

欧洲各国家庭现状差异比较探微

欧洲一体化进程如今正处在瓶颈阶段。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方面,都难以找到"合而不同"的出路。作为能够集中反映各种矛盾的"社会子细胞"——家庭,通过其形态结构、组织模式、成员关系等表象,折射出目前欧洲各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价值观念与政策体系的迥异和分歧。本文以此为着眼点,根据一些欧洲学者与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和理论成果,从家庭结构、女性角色、育儿养老方式、家庭观念和家庭政策五方面出发,在比较中发掘欧洲诸国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文化认知差距等深层次问题。并尝试为转型期中国家庭的发展方向以及家庭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经验和教训。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一个理论框架和基于CHNS的实证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家庭决策与行为、家庭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以及家庭关系的发展轨迹,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策涵义。在当代社会中,古典家庭生命周期不再是主流形态,家庭生命周期向着时序结构多元化、关系结构简单化、功能结构缺损化的方向发展,家庭对外部资源和政策支持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研究将家庭生命周期解构为时序结构、关系结构和功能结构,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在形态、时序、关系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初步探索了家庭生命周期结构变迁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引致的政策需求。     

论职业农民主导下的家庭农场创业

21世纪是现代农业创业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十分重视支持农民创业活动,在培育家庭农场和发展规模化经营等方面颁布、实施了许多激励政策.在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鼓励、扶持职业农民创业,实现以家庭农场为载体的农民转型与创业致富是帮助农民致富,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培育职业农民和指导家庭农场创业发展将成为解决今后我国现代农业“谁会种地”课题的重要突破口,这有利于有针对性地选择和调整创业孵化政策,更好地扶持职业农民进行创业,进而促进家庭农场向集约、专业与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     

对完善中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将"老年家庭建设"作为"十二五"期间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并强调了要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本文认为家庭照料支持政策是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从宏观背景、理论实证基础、国外经验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完善我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儒家文化圈背景下的家庭价值观与社会保障制度

儒家文化圈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以新加坡为首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坚持走"先家庭保护,后社会保障"的路子.在社会保障政策设计中融入家庭价值观,运用减税(费)、家庭内部转移支付、住房优先等激励性政策维系家庭的健全与稳定,维护家庭的保障功能,减轻国家社会保障的负担.这种以家庭为中心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中都可以引入"家庭"这一概念,以维系家庭的保障功能.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共同发展,我国才能以低成本度过人口老龄化高峰.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和谐社会视域下失独家庭利益诉求初探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形成了以独生子女家庭为社会主要家庭形式的社会形态。独生子女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差,一旦孩子发生风险,父母不仅不能得到预期的物质回报,精神上也将受到巨大创伤。正视失独群体的现实需求,解决他们物质、精神上的巨大困难,有助于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促进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家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农民城市化视角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研究

农民城市化是推动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推力.基于山西L县的田野调查经验,以农民家庭就近半城市化实践为视角,考察县域空间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形态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就近半城市化的农民家庭双向嵌入城乡社会系统,具有生产方式工农兼顾、居住格局城乡分布、城乡生活稳定可逆等特点,是城乡要素融合互动、优化组合的重要载体.而高农业剩余对劳动力的在地化吸附,发展型社会对城乡资源的双重依赖,回应型政府的政策供给,构成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主体基础、实践动力和制度保障.乡村活力有序、农业繁荣发展和县域经济活跃、城市特色凸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效果.L县的实践经验表明,"三农本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立场,农民需求和村庄发展需要是城乡关系演变需要回应的基本命题.     

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农民是国家财富最基本的创造者和国家赋役的承担者,其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兴衰的晴雨表。在唐初均田制度和重农劝耕的政策之下,农民获得了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宽松的生产环境。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家庭收入还略有剩余。家庭收入的剩余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有条件去改善生活和扩大再生产,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为唐王朝的繁盛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例

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历了从低级形态向更高级形态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作为影响家庭形态的家庭结构,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农村家庭占全国家庭多数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逐步迈入转型期,这一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无一不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样本,通过实地调查,以翔实数据揭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结构在人数、类型、规模等方面变化的情况。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及类型学分析

在回顾英国家庭政策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两个不同的框架来梳理研究材料,呈现出英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一是以时间线为主轴,描述了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英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政策历经旧济贫法到新济贫法的发展,而家庭政策的雏形也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来。而在进入20世纪后,英国家庭政策稳步发展,其间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思想、撒切尔政府的保守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工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主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鲜明的发展方向。二是通过类型学的方式,对当前学界主流的研究理论进行整合,阐述不同学者在英国家庭政策研究上的理论洞见。如Esping-Anderson(1999)的福利体制理论框架,认为英国的家庭政策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Gauthier(1996;2002)则借鉴福利体制理论,提出了家庭政策模式与家庭政策体系理论,并指出英国不干预式的家庭政策对于家庭的支持有限。而Lewis(1992)则是从性别视角出发,批判以往对于英国家庭政策的研究忽视女性的贡献与作用,认为家庭政策研究需要引入对性别分工的关注,从而完善Esping-Anderson的福利体制理论框架。最后,建基于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经验和类型学的理论分析,对我国家庭政策的未来发展与建构提出几点启示。     

失独家庭的多重困境及消减路径研究——基于“风险—脆弱性”的分析框架

失独家庭是制度性风险与非制度性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失独家庭面临多重困境,即风险因素众多、抗风险能力不足和社会支持体系的断裂,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特征。要从根本上消减失独家庭面临的风险和降低失独家庭的脆弱性,需要外部支持体系建设与内部发展能力建设相结合,从转变政策制定观念、加强失独家庭能力建设、构建社会支持体系等方面探索消减风险和降低失独家庭脆弱性的路径。     

近代日本家庭制度的变迁

作为东亚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家庭,历来是世人瞩目、探究的焦点.日本进入近代产业社会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家庭制度发生了深刻的、渐进的变迁,它导致家庭形态、家庭功能乃至家庭关系的重组、演化与再建.家庭的存在价值从封建"家族制度"阴影笼罩下的经济生活共同体,转向"经济合理主义"导向下夫妇协作的核心化集团,并正演绎为共同参与、个体共生的情感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