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商品经济与两汉农民的历史命运

基于小土地经营的局限性和汉代的赋役政策，两汉自耕农从事着与商品市场有多方联系的半自给自足式的生产经营；兼之农民存处在半封闭式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既要忍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侵蚀盘剥，又需承担国家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强制，于是给小农经济造成诸多不安定因素，也对农民的升降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除小部分农民地位上升外，大量农民的归宿则是：或流亡，或沦为依附人口，或沦为奴婢，或弃本逐末，或依阻山泽而起兵反抗     

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变迁与农村税费问题的形成

中国农民为国家的初步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农业经济剩余。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使得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体制从政府到农民的分配型汲取方式转变为农民到政府的收入型汲取方式,这种制度的固有缺陷和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导致农村税费问题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原因。     

农民剩余资本化是农业和农民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新中国成立后“三农”发展的滞后,其原因在于农民剩余的非资本化或资本化程度不高,农民剩余资本化是今后农业和农民发展的必然选择.现阶段由于存在诸多不利于农民剩余资本化的因素,因此,必须通过调整有关政策,转变农民观念,促使农民将收入剩余和家庭劳动力剩余资本化,为农业和农民发展提供条件,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打下基础.     

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国家。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作为人民主体的广大农民,不但艰苦勤奋,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灿烂文化,而且每当封建统治腐败、赋役苛重、生产破坏、社会动荡不安、面临崩解危机的时候,他们还千百次地武装起义,英勇反抗,打击以至颠覆了当时腐朽残暴的统治,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受到了广泛重视和认真研究,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思想     

清代河南的手工业

清代河南手工业种类有所扩大,农民向手工业者转化的比例提高,传统农业结构有了重大变化,雇佣关系进一步发展,但家庭手工业的比例仍然很大,尚未形成大规模的专业生产。清代中期随着赋役制度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人地关系矛盾凸显,雇佣关系逐渐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发展起来,打破了城乡旧有的经济结构。与江南地区相比,河南地区的棉纺业、丝织业的发达程度不够。与邻省山西地区相比,铁器等重金属加工生产的水平较低,非常依赖山西泽、潞地区的铁器输入。     

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与中国农业阶段性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阶段性增长的原因在于农地产权性质发生变迁.1978～1992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多地赋予了农民剩余索取权,农民并不拥有多少剩余控制权;1993年后,农民不仅获得了剩余索取权,而且获得了剩余控制权.与第一轮土地承包相比,第二轮土地承包赋予了农民更长的承包期,并在农民这一层面上实现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统一,因此,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更利于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增长因而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     

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考

正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与现状(一)家庭养老时期。家户型的生产方式使家庭养老成为我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养老保障模式。儒家"孝悌"的伦理思想又从文化层面强化了家庭养老模式,加上家国同构的制度理念,使政府避开了应担的养老责任。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分到土地后有了固定的粮食来源和经济收入,家庭逐渐有了物质剩余,大大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养老能力。政府开始在农村建立五保户供养和优抚制度,对老弱孤寡残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农民社会地位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东方农民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决定了东方农民的生产剩余主要是通过地租（劳役、实物和货币地租）和赋税形式而被地主及其国家所榨取。东方农民是租税的交纳者,受剥削的耕作者,处于低层社会地位,毫无政治政利。农民处于受压迫的不平等地位,既非人口原因、文化原因、地理环境原因那么简单,而是封建剥削制度和后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或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经典作家关于农民状况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东方农民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剥削的实质。     

唐代老人赋役问题探讨

唐代对老人及其侍养者有蠲免赋役的政策。一方面,唐代的确把这些政策付诸了实施,而且优免年龄有时甚至早于法定入老年龄。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的执行又是不规范、不严格的。在某些情况下,老人被征发之事屡见不鲜。     

唐代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及绩效分析

唐代是为解决农民负担而进行重大变革的时代，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赋税征收体系上进行的调整，把传统的征税内容以“税人”开始向“税资”、“税地”过渡，充分体现了税收制度的进步。新的税收制度使农民缴纳的赋税量与其家庭经济能力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制度的深层原因，唐及其后的历代王朝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大都以加重农民负担而结束。     

试论土地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斗争一开始,就对整个中农阶级采取了团结政策。尽管其中也有过偏差和失误,但还是最终团结了广大中农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正确划分中农的阶级成分是团结中农的前提条件;必须给中农以看得见的经济、政治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和“单纯贫雇农路线”两种错误倾向;对富农阶级的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团结中农的效果;必须动态地观察中农问题,根据中农阶级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必须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考察中农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合作问题研究

对于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学界有着高度的共识，但对于怎样合作，如何建立农民合作组织这个问题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本文分析了农民经济合作的困境与异化、农民公共服务合作“难产”的原因，通过两个案例评述，认为外部力量介入对促进农民合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外部力量的介入并不必然导致农民作为合作主体的缺失；在当前反哺农业的财政政策条件下，应把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合作文化建设整合为一；但不同地区外部力量介入的方式和目标是不同的，不可“一刀切”，农民作为合作主体的实现，需在操作层面予以重视。     

论海瑞的“为民”思想

海瑞在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宦海沉浮,素以直言敢谏、廉洁反贪、勤政爱民著称。他一生为官,处处"为民"着想,坚持"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其言论与举措,切中时弊,反映了国情民情,顺应了民心,既有裨于整饬吏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又有利于减轻劳苦大众的赋役负担,缓解他们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因此,海瑞最终不仅获得了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们的认同,而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至今仍被视为官员的楷模。     

天津华明“宅基地换房”对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根据实地抽样调研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评估天津华明镇"宅基地换房"对换房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换房后华明镇有就业愿望的无业劳动力比例从9%上升到14%,而且"宅基地换房"政策并没有给换房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使农民的纯收入比从前低;但大部分农民对换房以后的生活感到满意。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就业问题也是华明镇目前最为严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应加快"三区联动"建设,着力完善就业促进措施。     

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实质是老子哲学与秦朝法家的结合,其基本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又要兼顾农民利益。代表黄老之学思想特色的“无为而治”,符合汉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社会主旋律,故得到上自中央政府、下及地方官吏的共同贯彻。随着汉代经济的复苏,黄老无为精神为儒家的“刚健进取”所替代,黄老之学与老子哲学重复之处自然消亡,但黄老之学的某些部分却被其他更有力的学派所吸收。黄老学派的寿命短暂,黄老思想的效应则长久。     

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税制与经济增长

1 9世纪至 2 0世纪初 ,俄国税制经历了从粗放到周密、从极为苛刻到相对温和、从征人头税到征财产税、从向农民和市民征税到向一切有收入者征税这样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是社会制度变迁的缩影。直接税和间接税是国家岁入的基本来源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内涵、征税对象及二者比例的变化导致了征税重心的变化 ,不断增加间接税是税收跳跃式增长的基本原因。征税从以农民为主到以企业主为主反映了税收理念的深刻变化。俄国税种的兴废、税率的增减并无定制 ,随意性较大 ,常使纳税人负担苦乐不均 ,但税收的持续增长为财政稳定和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     

从社会动员能力看当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在所有能够影响农村社会政局稳定的关系当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又是最难处理的关系。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安排，稍有不当，就会影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进而影响国家在农村的社会动员能力。目前，农村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处于相对紧张状态，其原因恰在于涉及到农民权益的政策和制度方面存在着欠缺。改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必须规范政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