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久长”还是“天长”:南宋久长镇的地望考订及其对《宋史》纪事的订正作用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417《赵葵传》校勘记认为:《赵葵传》"时金人陷蕲州者至久长,数十骑出山椒"之"久长"为"天长"之误,"山椒"为"全椒"之误。然细考当时宋金战争之形势,及《宋史》、《金史》其他相关纪传,可知《宋史·赵葵传》之"久长"、"山椒"不误,"久长"即《元丰九域志》所载之久长镇,此镇至南宋犹存。久长镇方位的确认,有助于澄清《宋史·赵葵传》及《扈再兴传》关于嘉定十四年宋金战争纪事含混不明及错误的地方。     

论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

韩国朝鲜朝文人注解《洪范》,重大法之施行与演绎,显示出了别样的解经特色.他们利用箕子之道来捍卫儒学道统、彰显义理精神,又通过《洪范》经文来阐明理、气、心、性之关系.如此这般,都只为政教而服务,是《洪范》学应用于世的表现.①除此,朝鲜朝学者还将《洪范》九畴分门别类加以细化,用阴阳演范,以象数说经,使《洪范》大法流于旁门小道,非解经之正轨也.可见,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有创获之举,亦有偏失之处.     

《尚书》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

《尚书》是虞夏商周上古时期的政治图谱和政治伦理典要,“为政以德”是其全部要义。《易·革·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其典要范例。《尚书》综论治道的冠极之作《洪范》,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洪范》第一畴“五行”,是警示权力执掌者兴业举事必须顺天地之变数,合五行之顺逆;第二畴“敬用五事”,是提示天道执行人宜乎具备的五种品质,包括貌的恭敬、言的可信,以及视能正观、听能明是非、思能致精微;第三畴“八政”,属于国计民生、司法治安、军事保卫、祭祀和宴宾等王政职能的分工管理部门;第四畴“五纪”,缘于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四时节候的认知和掌握;第五畴“皇极”即大中,“皇建其有极”即立其大中,盖欲建治安之大计大法大纲也;第六畴“三德”实际上是讲三种为政举事的精神理念和实施的方法;第七畴“稽疑”的特别之处在于明确标示,王遇有大事,除卜筮之外,还须征询卿、士、庶人的意见,如果卜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就是“大同”,是为大吉;第八畴“庶征”要求观察王政的庶民验和气候验,即节候所带来的正常或不正常的寒温冷热的反应;第九畴“五福六极”是对整个“洪范九畴”的归结,前面八畴是“五福六极”这个果...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中国第一位思想家——箕子

箕子总结夏商文化成果 ,向周武王陈述《洪范》九畴 ,阐述了“五行”、“王道”和“天人感应”三大思想 ,对后代影响深远。他是中国第一个思想家 ,是儒家思想的先驱     

试析清初《明史·理学传》的论争

王阳明心学在清初遭到程朱学者的猛烈批评,从而影响到官修《明史》对明代学术的定位。康熙早期史馆总裁徐元文兄弟提出设立《理(道)学传》的倡议,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意见主要可归纳为道学当去、总归儒林,道学乃道家之学,《道学传》惟《宋史》宜有之等。《明史》最终未立《理学传》,作为争论核心的王阳明被列入大传,传稿历经数次改易,最终以其本人及王学被否定而结束。     

《易程传》的《古逸丛书》本与元至正本的关系

《古逸丛书》第四种《易程传》是以杨守敬在日本访得的《易程传》元至正本为底本影刻而成,但影刻过程中有所剜改。文章通过对校复旦大学藏元至正本《易程传》与《古逸丛书》本《易程传》,分类归纳了二本的异同,并对其异同原因进行了探讨。     

宋代人口资料统计问题--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求疵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影响广泛，但限于当时条件也有不少问题。本文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准，将其对《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的户口统计进行核对，指出其版本之异、移录之误、排印之错，并经重新计算，对其统计的错误也予以订正。     

宋太宗朝和?入职刑部年代考辨——从《疑狱集》的编纂年代说起

《宋史》所述和?入职刑部的时间与其他史料不吻合。经考察,元人在编修《宋史》过程中,将和?仕宦履历删削失当,而致记事疏漏。实际上,端拱二年和?入职刑部,到淳化元年五月除授刑部详覆官,并非传文记述返京入职之始即获此差遣。     

北宋《洪范》学简论(续完)

王安石《洪范传》(以下简作《传》)在当世之所以特出于众,首先在于他于仁宗年间,面对弥漫朝野的《洪范》灾异之说,能独抒己见,创为新解,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现实性与战斗品格。关于此点,他在《书<洪范传>后》一文中曾慨乎言之: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子世!予悲夫《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为传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为作传以通其意。……夫予岂乐反古之所以教而重为此挠挠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三) 此所谓“传注之家”或“传注者”,显指董仲舒,刘向父子与所谓孔安国《传》等。至其     

从"贯革之射息"到"王道成"——《召南·驺虞》早期传解的转换逻辑及安大简的整理

《召南·驺虞》早期传解之差异是分析《诗》在宗周时期及从宗周官学到孔门仁学转变的典型案例.从安大简《驺虞》来看,此篇之起,或与狩猎纵生及其所喻指的弭兵止杀相关.由《墨子》和《乐记》所载,《驺虞》篇在周初即发生过一次传解的转化,从息"贯革之射"的止杀弭兵诗发展成歌颂众官齐备的颂赞诗.至于解驺虞为嘉瑞仁兽,实际上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山海经》《尚书大传》《淮南子》等所载之瑞兽故事、《尚书·洪范》《礼记·中庸》和董仲舒的天人相应之说、以及《毛诗》序传自身内在系统性与整齐性要求,等等.《驺虞》篇早期传解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字用习惯,其传解逻辑之转换同文字形态之变化亦正相关联.     

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     

宋人笔记中之包公

包公人也,而经传奇、戏剧之涂饰渲染则几于神。当时京师“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语(见《宋史》本传)因其面黑而峭严也,后世遂传为实任阎罗。戏剧如《游五殿》、《探阴山》、《铡美案》则大显神威于阴曹地府,又传曾主东岳速报司(见元好问《续夷坚志》)。更有以讹传讹者则包字希仁与范仲淹之字希文相混,戏文中往往自称“名拯字希文”,又自称“包文正”,则并连范谥,实则包谥孝肃不谥文正也。范之宦历,知开封府、龙图(《宋史》本传称以龙图阁直学士副夏     

《洪范》《吕刑》文献来源问题新论——兼论早期口述“声媒”文献

现传今文《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吕刑》两篇,都有远早于西周初年的久远渊源。《洪范》是殷商遗民箕子据其所记诵口述给武王的一篇文献,故春秋时期,人们既可称其为“周书”,也可称其为“商书”。《洪范》的早期流传,采用的是口耳传授方式,其原始文本具有突出的诗歌韵文特征,因此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可称其为“诗”。其文字写本的最初出现,应在西周初年箕子口述给武王之后。《吕刑》的作者不会是周穆王,其主体部分“王曰”之王,应指某位古老帝王。从所述史事看,《吕刑》的最初产生时代甚至要早于殷商,与夏代的“禹刑”有密切的关系。与《洪范》一样,《吕刑》也有突出的诗体韵文痕迹。在文字写本出现之前,这两篇文献应都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口述流传过程,一直以“声音”为媒介存世,由早期的乐官群体保存并传授。口述“声媒”文献易于记诵的文体特征,对于判断先秦文献的时代早晚及其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评,揭示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妾妇之道"向"仆妇之道"的转变,不仅在事实层面有助于重新认识被道学歪曲了的宋代历史、据实恢复宋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价值观层面突破了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攘夷、富强、民族大义至上等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历史潮流的新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金末诗人刘从益生卒年新证

刘从益字云卿，浑源人。精于经学，工诗，有《蓬门集》，人《金史·文艺传》。 关于刘从益的卒年，其子刘祁《归潜志》卷九云：“正大初，先君由叶令召人翰林。诸公皆集于余家，畴春旱有雨，诸公喜而共赋诗……后月馀，先君以疾不起，赵（秉文）以‘天悭’为诗谶云。”元好问《中州集·刘从益传》亦言其由叶令“人授应奉翰林文字。逾月，以疾卒”。     

郑樵“独切切于仕进”辨

郑樵(1104-1162年)福建兴化人,是我国南宋大史学家。《宋史》卷四三六有传。传后对郑樵评价曰: “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这个评价是不正确的,但《宋史》议论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一些学者还引用它来批评郑樵,所以有辨明的必要。《宋史》这种议论来自道学家周必大。周氏在《辛巳亲征录》说:     

唐宋学者有关《孔子家语》伪书理论之演成

唐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非今所有《家语》”是《孔子家语》伪书说的第二个理论来源。其实颜氏本意未必是质疑今传《孔子家语》文本的可靠性,宋代的王柏却将颜注发展为“古《家语》”|“今《家语》”文本两分的看法,并提出了王肃托名于孔安国伪造《孔子家语》说。王柏此说的根源在于批驳朱子借证于《孔子家语》校正《中庸》,从而为他提出将《中庸》分为二篇的创说扫清道路。这是《孔子家语》案涉及到的第二个学术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