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虚诵古:早期《书》类文献之流播

唐叔虞就封之处为故唐尧和禹夏之虚,其地在晋南之翼城。出土及传世《夏书》篇章中,多见晋文化留痕,显示出早期《书》篇流传过程中的“夏虚诵古”特征。就《甘誓》而论,除了殷商之时已写定篇章,流传至春秋时晋国而被改移修饰外;亦有可能,今传《甘誓》为夏虚一直口传之篇章,至战国时始形诸文字,因为口传方式的不稳定性,使得传承者自动将其“六人”改为“六卿”,《甘誓》篇遂成今日面貌。相较而言,在改换之处上,《明鬼下》所引之篇具更多商周写定文本的痕迹。《厚父》篇属于《夏书》,观此篇亦可见出夏代口传文献之代代相传;其文体特征近同周初文献,则提醒我们此篇写定时间或在周初,抑或是经过周初之转写。《书》篇渊源甚早,且其流传同夏虚所在关系密切;《书》类文献的区域性传播,提醒我们早期可能存在一种《夏书》《商书》《周书》分编的文本形态。     

试论《洪范》哲学思想的原始形态及其衍变

《洪范》的成书年代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清代之前,一般人根据《洪范》本文,认为西周初年箕子正式作《洪范》。近人有认为《洪范》系儒者伪托,当成于战国中、后期。其实,《洪范》多少有箕子的思想成份在内,同时又不完全是箕子的。它的流传与成书有个过程,很难确切说在某一年。例如《诗·小雅》中的思想在《洪范》中有所反映,而《小雅》大约作于西周后期、东周初期,那么《洪范》的成书不会早于这个时期,至多也是同期。另外,《洪范》的言语,又被《左传》所引用,《左传》有三处(文公五年、成公六年、襄公三年)引《商书》上的话,都出自《洪范》。因此,《洪范》成书的年代最晚又不会迟于《左传》。     

《逸周书》与武王克商日程、年代研究

西周武王克商的日程和年代 ,史籍所载甚少。而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 ,又是上古史年代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运用西周金文月相词语的研究成果 ,整理排比《逸周书》等文献中有关武王征商的日程和历法 ,得到武王克商的年代是公元前 10 92年。     

《洪范》制作年代新探

《洪范》制作年代新探杜勇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洪范》是《尚书·周书》中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以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见长，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但《洪范》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千百年来人们见仁见智，至今仍无定论。传统的看法有，《洪范》为周初箕子...     

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

新入藏国家博物馆的西周中期青铜器柞伯鼎上的铭文,记述了周王朝对南方蛮夷方国昏的战争,昏可能即《国语·郑语》的闽芈。由鼎铭文例知道,当时叙述征伐采取"命"、"至"和"馘俘"的格式,与《逸周书》记武王克商的《世俘》相似,其"至"均指抵达征伐的目的地,从而纠正了该篇注释诸家的误解。武王命人征伐的方国可能很远,如蜀即在今四川的蜀国。     

《吕刑》——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刑法文献

《吕刑》载于《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刑法文献,是中国奴隶制法律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封建法律制度有着重大影响。全书共三章二十二项,九百五十二字。虽文字不多,但内容丰赡,体系完整。在经书中,其词句雅古,艰奥难读。它集中地论述西周统治者的“慎刑”思想、刑罚适用原则和诉讼审理制度。《吕刑》的出现,表明我国古代刑法开始走向成熟阶段,是古代刑法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尽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述惑

清华简《耆夜》在礼制方面与传世文献多有抵触。认可《耆夜》篇反映的礼制为西周早期礼制,那么现有礼学知识体系将被颠覆,礼学史将要改写。《耆夜》不遵循公卿不为献主原则,违背君主不酬献主规则,似不明确设立献主角色的目的。本国人士称客不称宾,与西汉以下文献用词习惯接近。献主不献酒反而酬酒,违背设立献主的初衷。关于武王、周公作诗的描写与诗乐一体的宗周礼乐制度不符合。武王、周公所作诗句与酬酒仪注矛盾。周公做诗无视武王的存在,有出位之嫌。从礼制角度看,《耆夜》篇疑点颇多,其真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试论《吕刑》的制定年代

在西周法律史的研究中,《吕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欲论一代之制,必先辨其史料的真伪.因此,对《吕刑》制定年代及内容真伪的考证,实为研究西周法制不可缺少的一环. 收于《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勘本)中的《尚书正义》源于《孔传古文尚书》,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尚书》最早版本,自宋人吴棫对其真伪提出质疑后,经几代学者考证,《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书已成定论.然而,伪讬之中,却也有着真迹的存在,目前学界已断定《孔传古文尚书》中有三十三篇源于汉代伏生所传,《吕刑》即为其中之一.《今文尚书》中言尧、舜、禹、夏、商、之事的《虞书》、《夏书》、《商     

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兼与传世文献互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作为战国写本,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新材料。本文重点探讨《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对论及言行关系的简文加以解析,并指出《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的三个方面：主张言不过行,要求少言慎言,并强调慎言与“仁”的关联。在战国竹书本与传世文献相对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窥见儒家思想的传承性与复杂性,同时能够对《论语》等传世文献的成书、流传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出土文献称说《书》及其篇名现象考论

出土文献《性自命出》等以“诗、书、礼、乐”并言,《六德》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并言,不仅印证了《左传》等记载的可信性,亦印证了《书》经历了一个由以类相随向特指概念转化的历程,相关出土文献的写成时代恰处在这一转化的关键点上。《缁衣》等以篇名而不以类概念称说《书》,说明《书》篇命名现象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书》概念的转化及《书》篇命名的普遍化在论证孔、孟编次过《书》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吕刑》与当代治国方略

当代“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基本国策与《吕刑》“明德慎罚”思想一脉相承,是《吕刑》“明德慎罚”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当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过程中,重温《吕刑》有其现实意义。     

论上古“待甄别文献”的特殊史料价值——以《尚书》《春秋》等文献为例

上古时期的特殊物质条件、文献流传环境及特有文化传统和心理，决定了以《尚书》为代表的“待甄别文献”的源流相当复杂。对“伪书”概念最好重新定义。从“史料”这一角度入手，有助于解决“待甄别文献”的价值问题。对它们应该区别对待，不应简单化处理或以偏概全。今本“古文《尚书》”可视为古人学习《尚书》讲章的汇编或相关材料的辑佚。如从此角度出发，则今本古文《尚书》的主要思想和基本事实亦可作为论证依据。这种文献利用方式尤其适用于针对这些文献的思想整体而非某个细节。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

《虞初周说》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汉代小说家的代表作品。但只见于著录,未流传下来。称《周说》者,除《尚书》之《周书》和《逸周书》外,尚有唐宋人所引来历不明的所谓《周书》,而其内容或多解释性和知识性;或具传奇性和故事性之短篇。皆符合汉人对《虞初周说》的注释和方士小说的特点,故这些引文很可能就是《虞初周说》的佚文。     

北宋《洪范》学简论(续完)

王安石《洪范传》(以下简作《传》)在当世之所以特出于众,首先在于他于仁宗年间,面对弥漫朝野的《洪范》灾异之说,能独抒己见,创为新解,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现实性与战斗品格。关于此点,他在《书<洪范传>后》一文中曾慨乎言之: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子世!予悲夫《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为传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为作传以通其意。……夫予岂乐反古之所以教而重为此挠挠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三) 此所谓“传注之家”或“传注者”,显指董仲舒,刘向父子与所谓孔安国《传》等。至其     

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考述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以其遥远的年代和残缺的面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通过对其种种蛛丝马迹的挖掘考索,仍然可以逐渐接近它的庐山真面目。几位先贤关于残卷“截五归四”均语焉不详,其实关于残卷截分,当事人所著《过眼余唱》就明确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早期寓目残卷者皆认为是李唐时人所写,后有人以避讳等原因提出质疑。但相关学术巨擘看法一致,旧说难以撼动;启功先生认为残卷书法与当时日本其他写本文献书风别无二致,其实这正是唐前齐梁时期盛行“写经体”的缘故;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杨守敬关于残卷的第二篇跋语,但该跋语疑点重重,当为赝品;空海法师对《世说新语》的喜爱以及他与残卷原藏主杲宝特殊的师生关系,构成了以《世说新语》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佳话;而残卷对于《世说新语》的文献校勘价值,更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开发的深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