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饮酒文化的内涵嬗变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饮酒活动的基本走向是社会和群体意志的色彩逐渐淡化,个人和个体意愿的色彩不断强化。具体来说,魏晋时期文人饮酒的变化轨迹是,其一,从祭祀天神宗教性目的,变而为文人进入自己理想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导引性媒体;其二,从周代礼制统治强调社会的尊卑秩序和伦理精神,变而为部分文人宣扬反礼教思想的重要行动;其三,从养生(包括养老和养病)的初衷,变而为文人及时行乐的手段和内容;其四,从西周时期的政治领袖人物对其社会政治作用的担忧,变而为名士回避政治的有效借口。这不仅使魏晋文人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极大的个体色彩和人文精神,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古代饮酒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重建“中体西用”中国体系学术研究范式——从木斋的古诗研究和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说起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范式基本上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全盘西化”文化价值观作用下“西体中用”文化价值观的产物.这一范式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结合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和笔者本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局面应该在21世纪尽快结束；并且应该用“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观重建中国体系的学术范式.     

金庸小说的“武侠观念”与雅俗属性

在当代中国 ,一个人因其作品而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这本身就颇耐人寻味 ,更何况是在向不入高人雅士之目的通俗文学领域 ,“金庸现象”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关于金庸及其武侠小说 ,在几次“热”潮过后 ,特别是在学者文人参与讨论之后 ,分析阐释的余地似乎不大 ;而俟“热”潮消退 ,再组织这一组笔谈 ,又似有炒冷饭之嫌。不过 ,正如宋人苏轼所言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和研究 ,往往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 ,方能避免更多的意气之争、情绪化的价值评判 ,从而更加客观、深入。组织本次笔谈的初衷便在于此。参加笔谈的多为研究古典文学且知识储备和识见又不囿于此的学者 ,故能做到从多层次、多角度审视金庸小说的价值、地位 ,更多持平之论 ,其中不乏见解深刻的文章。     

文学移位：精卫神话英雄主题的形成与消歇

精卫衔木填海的壮举不仅具有太阳英雄的风范，而且也含有游牧文化中战马英雄的因素，成为以小碰大、以弱战强英雄精神的代表。遗憾的是，在进入文明时期后，随着农耕社会和封建制度的稳固健全，像炎帝部落举族迁徙的情况难以再现，精卫英雄神话这种以小碰大、以弱战强的英雄气概没有继续发扬光大，反而萎缩退化；另一方面，精卫神话英雄主题却在文学的各种体裁作品中得到充分表达，成为文学家驰骋文采的广阔天地。这一点，在精卫神话英雄主题在后世文学中内容主题和文学手法上的逆向变异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西游记》主人公形象的原型精神

本文运用原型批评方法阐释了《西游记》主人公形象的思想文化内涵。作者认为这部小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过主人公形象揭橥了人类普遍精神的两大原型母题：即桀骜不驯，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和造福人类，不畏艰险的勇敢探索精神。两者是具有深刻内在涵义的有机神话精神体系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族婚姻观念变化

文章从士庶之间严格的婚姻界限、新旧门户之间的婚姻关系和帝王婚姻关系等三个方面,探讨了魏晋时期随着士族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迅速崛起而在婚姻观念方面发生的明显变化。     

中国隐士文化的产生与源流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以封建帝王专制和等级制度为中心,以儒、道、释三教为思想基础,以官僚和文人的言行为主要载体的封建式文化。但是,这并非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唯一视点。如果那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文化便会如同一个画面上只是均匀涂遍了一种颜色一样呆板、无味,那么缺少真实感。对中国文化的正确、全面的认识方法,应当是看到其正面的同时,也从它和负面的对应关系中去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也就是说,不仅要看到帝王文化的主导意义,也要看到与之相互对立、又相互吸引的隐士文化。这样得到的整合印象,也许更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面貌。     

《水浒传》民族心理特征探迹

《水浒传》问世以来,得到了全民族的喜爱。这个立论,并不因为它曾遭过禁毁而被否定。相反,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不光人民群众爱读《水浒》,统治阶级一样对它爱不释手。首先,统治者对小说戏曲这些通俗文学的爱好程度,并不亚于人民群众。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明成祖时御修《永乐大典》,以很大的篇幅,著录了评话,杂剧和戏文。在此风气下,《水浒传》当然也不例外。明刘銮《五石瓠》卷六:“神宗好览《水浒传》。或曰:此天下     

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从《世说新语》看服药的士族精神

作为士族神仙道教的组成部分 ,魏晋时期士族文人服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逍遥和肉体上享乐的需要。《世说新语》中士族服药的故事 ,不仅体现了它与帝王服用丹药和民众服符的不同 ,而且还集中体现了士族神仙道教中的“地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