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诗注的形成与黄(營)《山谷年谱》——以真迹及石刻的利用为中心

黄(營)的<山谷年谱>在黄庭坚诗文定本的生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广泛利用"真迹(墨迹)"、"石刻(石本)"等作者亲笔原稿或类似材料,对黄庭坚诗文进行编年、整理和注释,前接任渊<山谷内集注>的注本结构,更加重视新发掘文本和家藏真迹材料.它又为后来史容的<山谷外集注>、史季温的<山谷别集诗注>提供了新的重要基础.以此为框架,<山谷外集注>利用真迹检讨黄庭坚诗文本异同,将之整理成简洁中立的文学表现;<山谷别集诗注>则尽可能收集包括诗的本文、题、序跋等各种异文和集本中被遗漏的文本,使黄庭坚一些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诗文以包括不同字句的文本或伴以不同的诗题而得到传承.黄(營)、任渊、史容、史季温等注释者以积极校勘、参录和采录等文献学态度,通过充分利用密切关系作者及作诗现场的文本所得到的成果,向后世展现了黄庭坚诗文本的多样性,也为我们了解宋代诗文本是如何生成、接受和传承的具体状况提供了典型例证.     

《诗古微》对三家《诗》四始说的发明

<诗古微>以发明三家<诗>微言大义为宗旨,认为三家<诗>微言大义的核心是四始说,为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制定,遭礼崩乐坏之后,由孔子所最终确定.二南不是以周公、召公为分判,而是周公所定四始说的体现,主文王,以正夫妇之道为义.四始说的实质是儒学传统的夫妇君臣父子的伦常大义,也具有<公羊>学三统循环说的意义.     

论战国楚简从"心"之字与心性之学

穷尽收集<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六册)中的"心"符字,从中择其要者50例,分字形不见于<说文>的从"心"之字、字形见于<说文>而意义不同的从"心"之字以及形扣义同于<说文>而义不行于后世的从"心"之字等三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是,大量从"心"之字在战国楚简中出现应非偶然,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现象,应当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和社会原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楚简"心一符字的大量出现应与战国时期盛行的心性之学有某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性之学在战国楚地的流行.     

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雎》、《卷耳》、《芣苢》通观

表达两性之间相亲相爱可以有多种形式,咒术诗歌当是最为原始的形式之一.上面这首诗题为<相思咒>,是<阿达婆吠陀>中众多爱情咒歌中的一首,它鲜明地体现了以咒为诗的特点.抒情主人公在三章之中连用三种种惊人的比喻,尽情地表达了自己一定要抓住情人之心,使之永不离分的强烈意志.读之足以使寡情者胆战,使变心的情人不寒而栗.这动人心魄的力量自然不是来源于诗,而是来源于咒.     

《易传》符号解释视域下的儒道互补会通

文章从易学解释对象、对道的解释和天人观三个方面论述了儒道互补会通.作者认为,脱离卜筮语境的易文本符号,意义不确定,为后世解释者提供了一个多元的、自由的理解和解释的空间,此为易文本符号成为儒道两家的文本和思想重要源头的原因.作为易文本解释之作<易传>不可能脱离文本、完全按照早期儒家已有思想解释,而是必然要选择儒道两家观点、思想和思路.<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主要取决于易文本阴阳符号,从方法论和哲学体系建构框架为儒道两家融合提供了可能性,而"见仁见知"承认了前理解存在和以前理解为前提形成合理的偏见,展现了儒家在易学解释中严谨的易学态度和宏大宽厚的学术视野,最终指向儒道兼收并蓄,避免了儒家在解释道时走向任何一端,这是<易传>之所以能够超越了儒家自身、融儒道两家为一的主要原因.<易传>虽是儒家解<易>之书,却不同于一般儒家解释作品.<易传>之道,既非儒之道,也非道家之道,而是内涵儒道两家的易道.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易传>解释学在尊重易文本原义的大前提下,极大限度地接受了儒道两家已有的论证思路和思想内涵,既重天道也重人道,从天道论及到人道,系统而圆融,建构一套较为完整的、具有易学特色的天人合一的体系,真正实现儒道互补和会通.     

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     

孔颖达《毛诗正义》对经学与诗学的贡献

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是一部为适应唐代治国与科举之需而诞生的<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孔子删诗问题及三颂体制差异等方面别有新见.在"三体三用"说、赋比兴释义、"六义"排序、<诗经>章句结构及用韵等诸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具有丰富而鲜明的诗学因素.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以《诗大序》观范处义宗序思想

范氏<关雎序>训解提出"风化"说,是对诗"教化"说的肯定,并由此对诗的产生"诗言志"说进行了阐发,根据"诗"反映的民情政风特点,提出"审乐知政"的观点.范氏又认为"六义"为诗体,"体大者"为四始,这提出了自己的新意.范氏对"变风变雅"的认识,也是对<关雎序>原旨中有关"诗变"说的支持,但提出正变诗以"以周公陈王业"之时为界,是其一家之言.最后范氏认为,<关雎序>为诗之大义,各部分<诗序>事关美刺,进一步肯定<诗序>的作用.     

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对孔子提出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千年来多有误读.尤其是当它与另一个经典命题"<关雎>,后妃之德也"相对接时,由于系统杂糅与框架混乱,便在三个方面引发尖锐的冲突:毛诗内在的冲突;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对孔子的这个经典论断,不能从诗义的角度,只能从乐章的角度去求解.     

清代三家《诗》形成原因探微

亡佚已久的齐、鲁、韩三家<诗>在清代得以全面复兴,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学、<诗>学发展的要求和汉代去古未远的客观实际及三家<诗>的存在状态是清代三家<诗>研究形成的内在原因;统治者积极的文化政策、<四库全书>的编纂、乾嘉新义理的发展及常州今文学派的兴起,是促使清代三家<诗>研究全面复兴的外在动力.     

也谈关于《易》本的问题

《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始读《诗》、《论语》及《易》本",前人认为《易》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为一部"术数家书"。但经仔细辨析,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易》本即是指《易经》,并由此揭示了《易》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     

唐前田园诗创作概观

唐前田园诗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诗经》时代,两汉时期,魏晋时期和南北朝时期.虽然唐前田园诗的创作还未形成气候,但已在题材内容、主题内涵方面确立了基本的表现范围;在创作方法、艺术表现上,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为唐代田园诗的繁荣、发展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邱葵《钓矶诗集》探析

南宋爱国诗人邱葵的《钓矶诗集》揭露元军侵宋的暴行,表达对元廷的强烈不满,表现崇高的民族气节,同时也体现潜心学问、积极勉励后学的精神。邱葵诗风沉郁顿挫,语言自然质朴,通过一系列的景物和人物意象,表现了在复杂动荡岁月中的爱国思想和高洁品格。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诗三百思无邪”辨微

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释为：“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雅正。”这个“雅正”不仅包括《诗经》之情思,而且也涵盖《诗经》之言语和《诗经》之音乐。有些学者仅仅片面理解《诗经》雅正中和的思想情感,忽视了其文本存在的多重内涵,应当立足文本,考索文献史料,还原《诗经》时代的历史风貌,进一步澄清人们一直以来对“思无邪”理解的疏漏和误解。     

头白遗民不胜悲，日暮伤心作殿军——论张炎词的艺术特色

张炎是宋元之交的一位著名词人.他转益多师,集婉约词风之大成,又吸收了豪放词风的劲健,成为宋词三百年发展的殿军.其词的艺术特色为字锻句炼、风流疏快;格调高雅、深婉蕴藉;清空峭拔、气象壮阔.张炎继姜夔之后,标举清空,为词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丰富了诗词苑囿,对词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元代在唐诗接受史上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维作为盛唐诗歌大家，在元代的研究接受是很有限 的，主要集中在《瀛奎律髓》及《唐音》等选本著作之中，元代对王维诗的接受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呈现出一个递进发展的过 程。研究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对于明确元代在整个王维接受史上的地位，以及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推动王维研究与 唐诗研究的向前迈进，都是有助益的。     

严羽“师古”审美情怀新探

严羽诗话批评崇奉汉魏盛唐的古典诗歌理论传统,追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文化意蕴。＂以盛唐为法＂凸显了严羽真切的诗话文艺鉴赏思维方式和＂师古＂的审美理想情怀。严羽一直期待从＂学汉魏晋与盛唐诗＂的传统诗艺理论中汲取教益。因此,对严羽＂师古＂审美情怀的作进一步的研究,对当下诗话文化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