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诗经·郑风》言情诗艺术探微

《丰》:情态逼真,精巧细腻这首诗抒写女子悔恨没有和情人同行,过后又盼他驾车快来迎娶。汉、宋儒者都以礼解诗,对诗中的女主人公颇多指责。《诗序》说:“《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意指女子“不随”,“不和”是悖于“礼”,故当“刺”。朱熹亦认为“妇人以有异志不从”(《诗集传》),又说“此淫秽之诗”(《诗序辨说》),无端地给诗中女子扣上了“有异志”“淫秽”的罪名。陈子展先生说:“《丰》,盖男亲迎而女不得     

沈亚之与《屈原外传》

《屈原外传》是根据古代传说和文献“组合”而成的逸事性作品。考其资料大致来源于唐前,但今所见最早著录《屈原外传》一文的是明董说《七国考》一书;全文载录并署名其作者为唐沈亚之的,是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一书。对于沈亚之是否著有《屈原外传》本文认为应该存疑。     

也谈江沅《说文释例》的性质

江沅的《说文释例》是《说文》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其产生误解,认为江氏的《说文释例》问世于王筠的《说文释例》之后,其实江氏之作先于王筠的《说文释例》20余年。由于江沅的《说文释例》与王筠的《说文释例》书名相同,人们多把这两种书看作同是阐释《说文》体例的著作,这就混淆了“类例”与“体例”的界限。江沅的《说文释例》是以类例材料阐明《说文》一书的“本字本义”和“音义关系”的著作,而王筠的《说文释例》则是阐释《说文》体例的著作,二者的性质并不相同。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说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引《说文》研究”即借助文献典籍中的引《说文》材料来研究《说文》文本、《说文》版本和《说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文章从“引《说文》研究”的概念、历史与现状、存在的问题、价值与方法、继承与展望等方面进行了阐释,认为综合、全面的“引《说文》研究”是《说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学界应予以更多的关注。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孔子删诗说新议

《史记·孔子世家》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其说在汉魏六朝以前无疑问,到唐代孔颖达首先提出异议。嗣后,主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便成为孔子与《诗经》研究中的聚讼之一,对先秦典籍中诗的流传与使用以及古代的所谓“采诗”、“献诗”之说进行分析,考察孔子与诗的关系,可知司马迁所言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这个“三千”是概略言诗歌之多,不是指孔子之世有现成的诗三千。非删诗说和主删诗说的错误都在于此。     

汉三家《诗》学对夫妇伦理和妇德的思考

汉代三家《诗》学以通经致用的特点发挥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规范作用,以《关雎》为中心提出了匡正夫妇伦理对社会兴衰的关键意义,又认为婚姻礼制从形式到内容必须敬慎重正,同时通过诸多诗说表明对妇女德行的具体要求。     

汉代《诗》学渊源新论——孟子与汉代《诗》学渊源的地域性考察

汉代《诗》学渊源问题是聚讼千载的公案,素来学界多将之归于荀子,而于孟子的传《诗》之功却鲜有置喙。但是结合最新考古成果、从文化地理角度对影响先秦两汉时期《诗》学发展的地域文化因素详加梳理却会发现：先秦时期至汉代初年,孟子的活动场所与影响所及,主要集中在齐鲁和南楚地区,而这两大区域恰恰是春秋以来《诗》的主要传播地与保存地,共同的地域文化倾向与共同的传承者,不仅为两者在秦汉年间的汇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汉代《诗》学中呈现出的诸多宗孟面貌提供了合理解释。换而言之,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汉代《诗》学导源于孟子的倾向明显。     

小注释后面的大学案──关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诠释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以《毛诗》的“变雅”概念来解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小雅》怨诽而不乱”,在这条注释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作为刺诗的《关雎》、《鹿鸣》为什么居于正风正雅之首的传统大学案。根据司马迁所习的《鲁诗》,“《小雅》怨诽而不乱”不是指《六月》以后的“变雅”,《小雅》的怨诽基调是由其始篇《鹿鸣》奠定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实际上沿袭了一个传统的误解。     

锺惺《诗》学略论

锺惺是晚明<诗经>文学研究高潮中涌现出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学家".他提出了"<诗>活物说"的理论,并以此为导向,揆之性情,参之义理,对<诗经>作了别开生面的评点,在<诗>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     

刘向《诗》学家法研究

刘向之《诗经》学家法,前人每有论及。然其论据及研究方法,均仍有可改善之处。本文从家学、异文比较、《诗》说比较三方面,考论刘向之《诗》学家法,以图全面分析刘向《诗》学家法的问题,并希望由此而于两汉《诗》学研究有所裨益。     

忧生意识与及时行乐--汉代诗歌价值取向溯源

忧生意识与及时行乐是贯穿汉代诗歌的一条重要的思想主线.在这种忧生意识的驱动下,汉代诗歌出现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如果把先秦时期的作品和汉代作品加以比较,既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又能够看到二者的差异.<诗经>表现人生易逝、及时行乐的作品,所发出的声音还很微弱.而汉代这类作品的量和质都出现了飞跃.<诗经>到汉诗的这一转变,不是诗歌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风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因此,对这个时期诗歌所表现的忧生意识进行追本溯源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诗歌的民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