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1978-2003年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为依据,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福建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在1978～2003年这26年间福建省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3.01%和19.92%。     

西北地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总量生产函数模型,采用因素分解法分析了1990-2000年间西北五省区人力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同时分析了物资资本、劳动力投入及技术进步因素的贡献作用。分析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是主要的经济增长贡献因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也在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要素积累、TFP、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增长源泉分析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将中国30个省1978—2009年的劳均GDP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积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所贡献的经济增长,以此为基础比较分析了中国各省区和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源泉。实证结果表明:从1978—2009年间,物质资本积累是我国各省区以及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高于其余三者;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源泉,但是三大区域又有不同的特点;变异系数表明,物质资本积累是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效率改善。     

人力资本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岭估计法在多重共线性数据模型中的应用研究

文章利用岭估计法对包含制度变量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表明,1979～2004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为0.632,29%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较强的正的外部性影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67%。三大区域中,东部人力资本水平及其产出弹性最大,西部人力资本存量最小但其产出弹性最高,而且区域内部差异最大。投资对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主要来自于不同区域中制度因素引起的投资效率的差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差距缩小,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是造成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基于卢卡斯模型的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研究——对重庆的实证检验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直接参与到经济生产过程。对经济增长有直接作用．另一方面，还通过影响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有间接作用。本文基于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溢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1990—2011年重庆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间重庆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的产出弹性十分显著，但由于人力资本自身的增长过于缓慢，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推动作用偏小：重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推动，经济增长表现出典型的粗放型特征。为此，论文从人力资本开发、教育投入和劳动市场开拓等方面．提出了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与外溢对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为依据,通过“教育年限法”和“教育成本法”比较研究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西北地区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总体来看是资本推动型的,但各省区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和贡献率较高,而且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较为明显,此外,各省区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差别。据此作者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期,除加大物质资本投资力度外,有效、持续地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更快地提高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缩小该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

文章通过扩展MRW模型构建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并利用中国1989²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2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²001年,平均贡献率在20%左右,2010年之后其贡献率开始明显下降。人口质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39%,其贡献率总体呈现波动中不断上升的趋势。人口质量红利的贡献率在2010年前后开始明显上升并超越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率,也即从那时起人口质量红利开始逐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研究结论表明在进行经济政策设计时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这种新的动力机制和要素特点,主动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积极顺应增长要素变化的新要求。     

农村改革开放与人力资本积累

现代经济学表明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农村改革开放 2 0年来 ,为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这主要得益于体制的改革、教育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和适宜的政策     

城乡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未来收益法估算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货币价值．并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与变参数模型，从城乡两个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关联程度的动态变化，本文的结论是，农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明显偏低，是人力资本开发中亟待突破的瓶颈因素；城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有着大于农村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但其粗放的开发利用方式不具可持续性，需逐步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拉动经济良性增长。     

人力资本积累下的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型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受到技术、资本、能源、环境等诸多要素投入的影响。本文构建并刻画了基于能源与环境约束的能源消耗型产业在考虑人力资本积累(涉及到原始能源的二次开发利用和产业污染物的治理)的技术进步影响下,实现其产业的稳态经济增长路径,并尝试分析了技术进步形成的污染治理和能源回收再利用对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A model on the escape from the Malthusian trap

We consider a demoeconomic model where output is produced using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s inputs. Human capital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people a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n the economy. The dynamics of labour, physical capit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are endogenously determined such as to reflect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The longrun path of the economy and in particular the possibility to escape the Malthusian trap crucially depend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ch provides for economy wide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 build up of technolog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Our model predicts that positive population growth is sufficient to escape the Malthusian trap. Received: 22 August 1996 / Accepted: 11 December 1997     

台湾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作用的实证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和重要源泉。本文以人力资本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合理地选取和度量有关变量数据,构建台湾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并对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和要素分析,从而揭示台湾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人才资源与可持续经济增长

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发现“资本、技术、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专业化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从资源角度而言,“人才资源”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因此,我们认为,人才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人才资源可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西北地区人才资本结构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在工业革命时期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素和“引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资本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一些省份人才的数量与质量都处于全国的前几位,但人才大省与经济穷省却相伴而随。其根本的原因是人力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完全取决于人才的数量、甚至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资本结构。文章以西北地区人才资本的“梯度流”与“逆梯度流”及“人才高消费”现象作为切入点,探索了西北地区的人才资本结构的现状及成因剖析。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三大构成变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近年来,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生产要素和以创新驱动为战略支撑的数字经济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颇为显著,资本技术构成始终保持稳步上升,而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出现了新的变化,均呈现波动式下降。劳动报酬占比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长期处于低水平稳定且增长缓慢状态,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比越来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理论分析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就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资本三大构成新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资本技术构成受到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数量的影响进而影响劳动报酬占比;资本价值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与工资水平密切相关;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也会出现差异,因此需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结合三大产业吸纳就业的特征,制定精准的差异化就业政策;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增加低收入群体报酬;探索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双重"所有制结构变革,结合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特点合理分配劳动与资本两要素;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与区域增长差距

本文从人口红利效应角度比较区域之间的增长差距，发现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还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由知识积累及扩散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等其他要素从深层次上决定着区域差距的逐渐扩大。     

广州就业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利用第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考察广州就业人口文化素质变动特征;建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模型,计算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实现广州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Population aging, health care, and growth: a comment on the effect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a recent paper, Hashimoto and Tabata (J Popul Econ 23:571–593, 2010) present a theoretical model in which the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dependence due to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leads to a reallocation of labor from non-health to health production and, as a consequence, to a decline in economic growth. We argue that these results rely heavily on assumptions of a “small economy” and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which tie down the amount of capital. In this paper, we proceed by analyzing the case of an economy in which the availability of capital is endogenously determined by domestic savings. We find that the new “capital accumulation effect” is opposite to the previous “dependency rate effect,” leaving th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mbiguous. In particular, if the former prevailed, population aging would foster economic growth, a result that finds support in recent empirical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