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到"广场":"延安时期"陕北民歌的彰显之路

在“延安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陕北民歌的搜集工作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陕北民间艺人的地位提高,对于推广陕北民歌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艺工作者利用“陕北民歌”的传统文艺形式,开展了大规模的文艺创作活动;《讲话》发表以后,陕北民歌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工作得到加强。文艺工作者对于陕北民歌的采集、整理、乃至改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种优美的民间文艺形式,使之成为革命的鼓动者与宣传者。     

自然表达与时代伦理——论17年时期的民歌改造

1950年代的新民歌改造,其动机是为诗歌提供历史资源与民间活力,这种大规模的艺术实验,为新诗发展和民歌传承留下沉重的历史教训。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瓦解了,而人定胜天的时代精神并没有转变为稳定的审美的生命态度;从抒情主体来看,民歌从山野之民的自然抒情走向社会之人的国家抒情,新民歌在时代的高音区失去了性情表达的朴素与真实。在此情况下,自然世界成为托物言志的工具,抒情主体变得空洞,风行一时的比兴之体,景与情、物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美学的平衡。     

河湟“花儿”的民族特征及其传承

河湟“花儿”以其古朴原始的风貌，体现了青海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河湟“花儿”艺术积淀厚重，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凝聚着青海各民族群众的理想与感情，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应加大对河湟“花儿”传承与保护的力度，使之成为西部民歌中的标志性艺术精品。     

浙东地区“唱新闻”的由来与流传考略

“唱新闻”是一种源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民间口头新闻传播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地区,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并盛行于象山等浙东地区。浙东“唱新闻”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邸报之兴盛及浙东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为“唱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唱新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丰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与同源俗文化曲艺形式的民歌和“画新闻”比较而言,“唱新闻”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底蕴深厚、口口相传的传播优势,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其代表作品少、新闻传播功能减弱等不足之处。近年来,“唱新闻”说唱艺术逐渐向“宁波甬剧”“小热昏”等形式发展演变,同时创新地融合不同剧种和乐器,不断满足新时代民众曲艺欣赏的审美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保护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的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比较法对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从题材、音乐形态以及传播渠道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因同源而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分析了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改善，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又存在着各自独特的艺术内涵。     

雷波彝族民歌概论

雷波县地处彝汉文化的交汇地带,地方民族文化特色浓郁,其中彝族民歌是最具特色的部分,其种类丰富,既有原生态彝族民歌,也有经过彝汉文化长期交融而演绎发展的彝族新民歌,这些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选取了大量经过记载或口头流传的彝族民歌曲目,进行了题材划分,并系统地进行了音乐学分析,力求全面展现雷波县彝族民歌发展脉络,为传承和发扬彝族文化瑰宝探求适合的发展路径。     

临高民歌格律初探

临高人酷爱民歌。但因没有本民族文字,民歌全靠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它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特有的民族风格闻名于世。1962年,田汉亲临临高县,听了民歌的演唱后,挥笔题诗称赞说:“椰子林边几曲歌,文澜江水袅新波,此间亦有刘三妹,唱得临高生产多。”可见,临高新民歌流行盛况,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民歌的形式临高民歌的曲调柔和婉转、悠扬宕迭、含蓄缠绵,富有南岛韵致。内容丰富多彩,     

《嘹歌·贼歌》形成考辨

嘹歌是流传于广西百色等地区的民歌,<贼歌>是其中著名的一首.一般来说,民歌的创作具有集体性,即具有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传承演变过程.<贼歌>也一直被习惯性地认为是在口头传承中慢慢丰富起来的民间口头文学.然而,田野调查得来的种种信息显示,<贼歌>很可能是一部由民间艺人一次性创作完成的作品,在其后的流传中基本保持了它问世时的面貌.这种非常态的民间口头文学形成与传承,与古壮文的运用不无关系.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大跃进”民歌与新诗道路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的大地上许多事情都是以“放卫星”为时髦的时候,中国的诗歌界也放过一次“大卫星”,那就是以“大跃进”民歌为标志的新民歌运动。事过二十多年了,对中国诗歌史上这场罕见的新民歌运动,究竟作如何评价?它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若何?有什么经验教训?今天,当我们再次探索新诗发展道路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比较复杂的问题。“大跃进”民歌,是一九五八年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在讨论它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之前,需要对它的发展概况,作一个粗略的分析。民间歌谣,本来是劳动人民抒情言志的口头创作。在旧社会,苦难的人民,用悲歌表达自己的痛苦和哀怨,抒发自己的反抗和愤怒之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新     

盐阜民歌浅探

盐阜地区历史悠久,生活在这里的广大人民群众,创作了许多民歌。其中有传统民歌,有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的新民歌,还有相当数量的说唱牌和器乐曲。从体裁上看,有山歌、号子、儿歌、爱情民歌、诙谐民歌等,其中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属劳动和日常中歌唱性的,这些民歌多半短小、朴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诸如“五更调”“四季词”“谈媒调”“剪剪花”等等。二是说唱性的民歌,这类一般比     

试论“人民性”与民间文学的研究(1945—1952)

延安的民间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不同,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的民间文学传统在全国文艺界推广和发展。民间文艺家赵景深、蒋祖怡等将“民间文学”等同于“人民文学”,遭到批驳。围绕“人民文学”的“人民性”学界展开了论战,最后,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学”为目标,一度遭到颠覆的传统文学地位略有回升,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同分有“人民性”的特质,达成了和解。     

贺敬之“延安诗篇”散论

在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中，怀念延安和礼赞延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也是诗人歌唱党和人民、歌唱祖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对这些“延安诗篇”的延安情结、时代精神、抒情主人公形象和艺术形式诸方面进行了评论和分析     

“十七年”批评话语与诗歌语体的嬗变

在“十七年”,诗歌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嬗变,这不仅是时代和政治推动的结果,也是诗歌理论批评实践的结果。五十年代初,批评家关于古典话语与现代诗融合的理论探讨还保有一定的个性化空间,随着政治风潮的纷至沓来,批评家建构起了与时代语境相契合的阶级批评话语,“光明语体”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五十年代末,在“两结合”的批评原则下,“民间话语”（新民歌）在新诗中得到了扩张,诗歌语言不断地简化和政治化。在“政治/批评”的双重规约下,“十七年”诗歌语言的艺术凝练性与诗意涵括力日趋减弱。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新诗发展的方向

1958年随着生产战线上工农业的大跃进,文艺战线上也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在文艺战线上首先用排山倒海的气魄,象春雷一样震撼了整个文艺界的就是新民歌的涌现。 “新民歌”过去我们经常叫做大跃进民歌,不过随着劳动人民诗歌运动的展开,我们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倾向,新的萌芽,单纯地说是大跃进民歌,似乎不能夠概括它的全貌,所以我们改用了“新民歌”这个名称。因为在这些民歌中一方面充分地反映了在大跃进中的粮食大丰收、钢铁大增产、人民公社大发展和反对阶级敌人和帝国     

山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烂柯山”故事论析

最早记录在汉代典籍里的“烂柯山”型故事，至今仍然活在民众生活中。本文以大量的书面和口头资料，勾勒了该类型故事传承源脉，分析其异同之因，较为深入地剖析了该类型故事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福”文化：新时代文明的价值意蕴与传承弘扬

“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文化。探究“福”文化的形成、发展及演变，梳理现代之“福”与传统之“福”之间的关联性、传承性，以现代理念诠释“福”文化在生命价值实现、百姓日常生活、具体劳动创造中的新时代价值，让“福”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衔接，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文化支撑，为走好新时代幸福之路提供启示。     

解放区抗战歌谣创作与流传的特征

解放区抗战歌谣作为动态的民间文化现象,不仅体现出政府组织倡导引领的集体性与民众性,更兼具文艺工作者极富个体性创作的流变特色,在继承了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与艺术内涵的同时,又在时空流传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多元文化的演绎与变异,体现出集体性与个体性兼容、传承性与变异性贯通的特点。在内容上,借助于传统民众歌谣抒发情怀、宣泄情感等生活性特点,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特定时代的军民抗战岁月,具有生活性和革命性交融的特点。在语言艺术形式上,除了歌谣所特有的口头性的鲜明特征外,随着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以及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抗战歌谣的创作,其书面性的特征也愈来愈明显。     

消费语境下东北民间文艺的变异与断裂

在民间文艺普遍萎靡的背景下,东北民间文艺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大众广泛的审美认同。但当这种认同与消费时代的商业逻辑互为缠绕的时候,不断被表述的“民间”与原初意义上的“民间”已经背离,消费文化对其文化意义形成了巨大的削蚀,在各种晚会和娱乐场所演绎的东北二人转,因为其同一性、复制性而具有了消费文化的趋同化特征。这种变异了的二人转并不是对传统民族艺术的传承,而是对其艺术精神的切割与断裂;出现在旅游景观中的萨满文化表演,一方面满足了生活在异质文化空间中的人们对东北文化的想像,另一方面又惊动了民俗的自然性与原初性,使游客只看到了民俗文化的外壳,而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内核却被搁置。在消费文化语境下,东北民间文艺由于承载了太多的利益诉求而不断沦为商业消费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