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云初记》看规范主义下作家主体的隐秘书写

《风云初记》是孙犁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尽管当时主流话语对创作进行了种种规范．但小说仍用优美的诗化语言以及充满作家主体性的叙事方法描述了冀北农村特有的伦理美学和当地人民奋起抗战的时代史诗。在人物塑造上．作者通过李佩钟和眷儿两个妇女的成长过程，展示了孙犁作为知识分子特殊的言说冲动和情感诉求。     

论孙犁小说中的另类女性形象

孙犁小说历来以塑造恶劣战争环境中乐观健康的青年妇女形象、表现农村劳动妇女内在的心灵美和人情美、并以此来体现特定的时代精神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深读孙犁的小说,发现其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现象,美与丑、好与坏泾渭分明;政治与道德、外表与内心简单浅薄,这显然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20世纪50年代初在《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中,在人物俗儿和小满儿的身上,孙犁一改以往二元对立的人物创造模式,使这两个人物比以前创造的任何女性人物都要复杂和丰满,这也使得这两个人物形象成为孙犁小说中的另类。     

青春书写·类型探索·文化表达——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新变

近年来,青春化叙事逐渐成为革命历史影像融合主流话语、凝聚社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的一种重要的生产模式与创作趋势。该亚类型影视剧在叙事主题、人物塑造、影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青春化呈现和偶像化包装,并在类型化与反类型化的建构中创新求变,借助偶像力量和粉丝效应,使文本在受众层面实现了主流话语、大众文化以及消费主义的多元共融。然而,如何有机勾连青春与革命、平衡主流文化与市场逻辑、创新开拓类型边界,仍然是该亚类型革命文本必须进一步探索的创作命题。     

论孙犁小说妇女形象塑造的思维局限

孙犁塑造妇女形象暗含三个尺度外部形象尺度、道德尺度、政治尺度.三尺度间既有矛盾,又存在"政治道德一体化"倾向.这些矛盾和"一体化"倾向给孙犁小说创作带来明显的缺失.     

介入家庭：革命实用思维的扩展 ——1940年代延安文学现象之一

在1940年代初的延安文学创作中,革命功利话语及其实用思维已全面介入家庭叙事。这些创作景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文学创作者面对革命、组织与家庭之间关系处理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又包涵着创作中革命实用思维的扩展：由革命对个人诉求的覆盖,演变为革命对社会关系结构的全面介入。     

破碎的革命历史叙事——重读孙犁的小说《风云初记》

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一定程度上受到流行的宏大叙事的影响,但是,整部小说的叙事和结构稍显散漫、局促,给“革命历史叙事”留下了“破碎”和“裂痕”.重读这篇小说可以了解孙犁的“思想和情感”及创作个性,它还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历史、作家个性与主流话语之间紧张又微妙的关系的一个镜像.     

即兴写作与空间意象：司汤达的叙事特点及其内在意蕴——以《帕尔马修道院》为中心

在《帕尔马修道院》中,司汤达以即兴写作和空间隐喻为叙事方式,从文学的角度形象地表达了对自由、幸福等启蒙时代重要观念的理解。司汤达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并致力于对情感与幸福的研究,将幸福的概念与自由思想、自主行事联系起来,肯定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可从自由的行为和追寻自我的过程中达到幸福。即兴创作时的自由想象为丰富单一情节和多样性叙事提供可能,构成赋予不同人物以幸福感受的前提。空间意象构成了作品的另一重要方面。正是通过多样的空间意象,司汤达展现了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内在的心理活动,而主人公在精神领域对幸福的追寻与向往也由此得到敞开。在司汤达笔下,空间意象不再是单一的文本叙事背景,而是成为调动人物感官、展开多元社会关系、探索主体存在方式的场所。以上叙事进路既折射了特定的时代特征下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也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人类的普遍关切,呈现出恒久的意义。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伊萨克·迪内森作品中的创伤体验与叙事治疗

伊萨克·迪内森被誉为《一千零一夜》女主角的现代版,是叙事疗伤的典范。她基于自己真实的创伤体验,塑造了彦斯、裴勒格琳娜等众多自我分裂的创伤受害者形象,书写了个体分离性创伤体验。通过重述人生故事,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重构创伤记忆,形成一个新的、更有力量的故事,从而重建自我,治疗心理创伤。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论韦其麟叙事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

"女性形象"在韦其麟长期的叙事诗写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得因于不同时期创作语境的相异,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进而表现出了不断"变迁"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由最初的民族性表达中的壮族女性,转向了现实性话语中的革命女性,在新时期则呈现为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这种"变迁"一方面反映出了韦其麟创作的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其创作观念与创作策略的演变与调整。     

文学矛盾心理空间的多重建构

基于心理空间理论阐释文学话语冲突,发现语言的模糊和歧义、语用预设的冲突,以及空间语义项的缺省导致人物话语矛盾心理空间的多重建构,话语冲突与叙事表达共同推动情节向高潮发展。心理空间理论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概念合成理论跨越语符和超语符的界限,为探索文学话语矛盾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首灵魂的变奏曲——《爵士乐》中人物身份的解构与建构

《爵士乐》重述了美国黑人集体经验的基本故事:奴隶制下灵魂与肉体的分裂。这种分裂使得个体贬低自我、替换自我,把自我最好的部分置于他者之中。小说中乔的"痕迹"和维奥莱特的"裂缝"成为这种分裂的典型象征。叙述者将这些裂缝和痕迹归拢起来,放置在小说叙事的中心地位,并借用爵士乐的即兴变奏特点揭示人物角色和小说身份叙事的后现代性。     

《奇境》人物心理聚焦的转换

本文运用叙述学聚焦这一叙事技巧来揭示人物希尔达的人格分裂和人物海伦的自我丧失。欧茨通过人称代词的转换，完成人物心理聚焦的首次转换。并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相互转换，以及叙述者声音与人物声音的混淆，形象地再现了人物希尔达人格的分裂。再次，作者通过大量使用心理感官词语“感到”“想到”“觉得”等以及引入新的叙事声音，再次转换人物的心理聚焦，重现了海伦自我丧失的过程。两次聚焦转换适时地拓宽，又及时地限制了读者的阅读视野，造成了叙事的悬念。     

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     

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与现代情感伦理变革

郁达夫小说创作中充斥着“零余者”形象,这不无颓废主义气息的文学形象,向我们呈示的是在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过程中,现代个体从传统道德构架和文化范式中脱胎而出,寻找、建构自我的艰难心理历程的一个侧面。同时,郁达夫笔下的性描述与性欲话语表达作为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这场影响深远的价值范式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了对自我、族群以及现代伦理道德的重构。这是以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影响的焦虑”记录了现代个体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美学反抗。某种意义上,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是中国现代情感伦理变革历程中的一个显著文学事件,为现代感性自我这种全新的主体模式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合法性。     

为有限的自我而写作——文珍小说的一种读法

在“80”后作家中，文珍作品的意义确立与她精心设计的书写策略密不可分。她的小说借由爱情破碎的过程展现作为时代症候的虚无，而绝望中的“信”构成了人物自救的一种方式。在双重叙事的互动中，一个具有深度内面自我的主体形象得以呈现，其根本的特征在于获得作为一种现代性精神的自省意识，这是小说中人物性格生成的内在机制，也是文珍主观思想原则的投射。文珍着力描写的就是个体在世界上的局限性，为有限的自我写作构成了文珍的创作旨归。     

电影叙事的现实心理结构

电影艺术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它的叙事性，这是因为电影艺术家制作一部影片的目的，就是运用电影语言和叙述话语去展示生活中人的性格和命运。艺术家们通过电影思维，合理地构建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精巧地安排情节的发展顺序与跌宕，使之符合生活的逻辑并达到艺术上的完整和统一，这样便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叙事结构形式，在众多的叙事结构中有一种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叙事方式，这就是现实心理叙事结构c现实心理叙事结构一般来说是从现实和人物心理意识两个层面展开事件和塑造．人物性格C现实是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基础，人物在错综复杂的现实…     

孙犁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象与自我意象的成因与转换

孙犁前后期创作的一个不同特点是:前期以描写女性为主,后期以描写自我为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又时代因素,又有其生理和心理因素,并与孙犁主体意识密切相关。孙犁幼年所患惊风疾对其神经系统和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犁融入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最大限度地弥补了其个性上的不足,他以描写女性来表现抗日战争,是其“女性崇拜”心理情结所致;孙犁晚年生活相对封闭,创作以描写自己为主,自我得到彰显,在时代作用下,其主体意识得到觉醒和升华,但主体意识与个性自我形成冲突和争斗格局,造成其晚年创作中“亮色”与“灰色”并存。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