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党人刊布“光绪杀袁遗诏”的历史背景——兼论“遗诏”的真伪问题

光绪帝死后,载沣摄政。康有为梁启超等全力以赴推动载沣杀掉袁世凯。载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罢免回籍后,康有为梁启超党人为了推动载沣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的惩治行动,大力制造攻击袁世凯的舆论,在其掌控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和上海《时报》刊布了"光绪杀袁遗诏"的内容。"光绪杀袁遗诏"说流行甚广。康梁党人刊布的"遗诏"出现最早。其后流传的各种"遗诏"版本,或照抄康梁所刊布的遗诏,或在内容上与其相似。康梁党人的"遗诏"是有目的地炮制出来的。"光绪杀袁遗诏"没有实物为证,不可信。     

袁世凯戍戌提兵入京质疑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光绪帝等支持下，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但是，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拼命反对变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1898年夏天进人高潮。那拉氏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控制北京和天津，并准备于10月间在天津阅兵，强迫光绪退位。在此危急时刻，维新派计划拉拢握有军权的袁世凯，以兵力支持新政，康有为等通过待读学士徐致靖，上书光绪奏荐，称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拥军旅”，通晓西洋兵制及内政、外交谋略，建议光绪帝对袁“加官优奖”①。康又指示谭嗣同也向光绪帝上折建议“抚袁以备…     

戊戌政变研究三题

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以及对史料解读的不同,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仍存在一些分歧。从戊戌七月朝局的变迁与慈禧训政的关系看,日益趋新的光绪帝过多看到的是朝臣们“守旧”的一面,从而导致君臣之间关系紧张乃至恶化;御史杨崇伊于八月初三日吁请训政是后党策划密谋的产物,慈禧并非不知情;至于康有为在政变后宣称康党在戊戌六月便开始设法联络袁世凯、掌握军队,试图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后党的说法,恐不可信,策划联袁采取非常措施应是八月初三见到光绪帝密诏后康党作出的冒险决定。     

重评康梁维新派──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以往认定康梁维新派在戊戊政变后由进步、先进转向保守、落后，主要是立据于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此时康梁维新派在实践行动上成立保皇会，武装勤王；二是在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于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南海两市举行的“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经过对这两大事实的讨论和辩析，认为这一定论是有失偏颇的。关于“保皇”问题c与会者指出，以往认为康梁维新派成立保皇会进行武装勤王，是维护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是康有为等人对光绪报思的行为，这只看到事实的表象，而没有抓住本质。第…     

梁启超与光宣之交的檄文事件

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崩逝不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收到檄文一件。该檄文煽动"内乱暴动",词涉摄政王载沣。檄文封面有"横滨梁缄"字样。梁启超怀疑此檄文是袁世凯党为了中伤、陷害自己而散发的。事实上,该檄文并非袁党伪造,而是朱增澹等人印制传播的。朱增澹等人所制造的檄文事件牵涉到梁启超。日本警察当局起初怀疑梁启超是檄文制造者,并对梁启超进行了秘密调查。康有为、梁启超怀疑光绪皇帝为袁世凯谋害,试图联络和推动载沣惩治袁世凯。檄文有攻击载沣的内容,又隐约冒用了梁启超的名义进行散发。在梁启超看来,这势必对其运动载沣的行动计划造成障碍。梁启超在上海各报发表启事,声明檄文并非自己所造;他还多次致函肃亲王善耆,请其向载沣澄清,自己与檄文毫无关系。     

保皇会“忠君爱国”论略

1898年9月,戊戌政变。慈禧太后“训政”,光绪帝幽囚瀛台。六君子血溅京师,康梁漂洋东渡。维新运动夭折。康有为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转辗再赴加拿大,与李福基、冯秀石等人创立保皇会。保皇会因之保皇而声名狼藉,为世人所不齿;史家对它也很少涉及,褒贬各异,见智见仁。殊不知保皇会在保光绪皇帝的同时,却洋溢着真挚的爱国主义激情。本文拟就保皇会的“忠君爱国”问题,试作简略评说,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引发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的九件折片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耻辱与灾难。甲午战后,在光绪帝的刻意引导下,官员士子们纷纷上书言事,为战后的改革出谋划策。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帝颁下上谕,要求各直省将军督抚就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等十四项政令发表看法,同时择取胡燏棻、康有为等条陈折片九件一道缮寄。由此在清朝上层掀起了一场改革大讨论。本文对于这九件折片的作者和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

<正>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日益露骨的反对民主革命的勾当,他的随机应变并妄图“左右天下”的阴谋权术,他和进步党投靠袁世凯并被袁世凯遗弃的可耻命运,以及后来从拥袁转向反袁,都不是他个人流质多变的性格造成的。他的全部言行进退,不过是把他推向历史前台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阶级意愿的反映。一、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的“八字方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虽然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但由于他与封建主义深厚的血缘关系,“忠君之念”却“久而愈挚”,甘愿“冒白刃之危”,拚死保皇,破坏革命。武昌起义后的月余时间内,清王朝在死亡中挣扎。身居日本的梁启超“终不能一瞑不视”,决心“躬赴前敌”,准备乘南北局势混乱之机,北上大连、奉天,企图利用袁世凯尚未控制     

光绪慈禧崩逝后檄文事件考论

光绪、慈禧去逝后，留日学生朱增澹等人冒用杨度所创立的宪政公会之名向国内各地寄送传单，攻击袁世凯弑君谋逆，影射醇亲王载沣谋子即位大做手脚，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袁世凯为光绪皇帝报仇。传单引起清廷内部极度恐慌，下令对来自海外的信函严密检查，并请求日本政府协助调查传单的制造者。日本政府警告朱增澹等人停止寄发传单，但并没有将调查结果通报清政府。清政府虽怀疑是侨居日本的中国人印制并传播了檄文，但究竟何人所为，清政府始终未能获悉实情。     

一个日本书记官见到的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读中岛雄《随使述作存稿》与《往复文信目录》

本文以外务省档案为线索,简述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的重要活动。尤其是利用中岛雄编纂的《往复文信目录》,揭示百日维新后期,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的直接原因,并非出自维新派的推荐,而是日本方面的主动邀请。此举引发了光绪帝亲自书写谕、国书,并派遣军机与总署大臣与日本公使联络,试图推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以此来寻求变法的出路。     

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问题，不但鲜有专论，且疑窦不少，不辨难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以点还吸并不发生于袁世出的告客以往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发生的戊戌政变起于袁世凯的告密，显然有悻于史实。这从后党方面的政变准备，光绪帝与维新党的应变，社会上的舆论等方面均可找到有力的理据。首先，政变是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的。到了七月底，后帝两党的活动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康有为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都做了大体真实的记述：七月底，上山、杨崇伊赴天津见荣禄，“草折请训政，荣禄许之，令杨崇伊持折见庆邻而面…     

论康有为庚子广西勤王战略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倒行逆施,废除新政,并力图废弑光绪帝另立新君。这一切使康有为痛心疾首,誓与慈禧“伪临朝”势不两立。他们认识到在敌人掌握强大武装和国家机器的情况下,要救出光绪帝继续维新事业,非发动武装勤王不可。早在1899年春,康、梁即与唐才常共同创议武装勤王,是年秋,唐才常在日本与维新派、革命派人士广泛联络,共同商定利用会党在长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11月间,唐才常、林圭等纷纷回国,在上     

袁世凯与丙午改制

丙午改制,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的改订官制活动。在丙午改制中,袁世凯力主“责任内阁”方案,但遭到了清廷的否定。袁世凯的失败对以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改制失败后袁权势大减,已埋下宣元遭斥的机缘,而清廷“排汉”政策也从此发端;其二袁的失败赢得了立宪派的同情,从而为宣末民初二者的“合作”打下了基础。本文试分三部分对这个问题略加阐述。 一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六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奏请改订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而改订官制的第一条就是“宜略     

孙中山史实订误一则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所派刺客枪伤,两天后去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宋案”。事件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立即归国。主张兴兵讨袁。但是关于孙中山归国日期,许多著作的记述都是错误的。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为3月26日(下册458页);     

黄兴与1913年南京反袁独立

1913年6至8月,孙中山继辛亥革命之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史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国民党称之为“二次革命”。 1913年3月,袁世凯在国会召开前夕,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同年4月,袁世凯又与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二千五百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积极准备发动旨在消灭国民党的内战。对于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孙中山坚决主张以武力进行反击,奈因党内意见分歧,迟至这年6月,当袁世凯悍然罢免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6月9日)、广东都督胡汉民(6月14日)及安徽都督柏文蔚(6月30日),并派兵南下时,始起兵讨袁。7月工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独立,18日陈炯明在广东独立,随后陈其美在上海进攻江南制造局,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熊克武在重庆,也先后率部分军队独立,兴师讨袁。在各地独立中,以李烈钧领导的江西独立和以黄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翁同(龠禾)开缺、革职原因考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师翁同(龠禾)因力主维新变法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遭革职交地方编管的重惩。对于他开缺、革职的原因,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翁同(龠禾)在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反对慈禧太后对日求和、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等,是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开缺、革职的主要原因。翁同(龠禾)不顾慈禧的专制淫威,在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正义进步,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和战略勇气,十分难能可贵。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

有的论者以“八月初六日上谕”未提“围园”、谭嗣同为据,推断慈禧发动政变时尚未获悉袁世凯告密内容,因而未缉捕谭嗣同,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经过考证,所谓“八月初六日上谕”纯属子虚,它不过是《东华录》根据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八月初六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他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初六日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不过,袁世凯的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的原因。     

《谘议局章程》的由来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清廷谕令各省设立谘议局,9个月之后才颁布谘议局章程。为何出现这种奇特现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清廷对如何筹办谘议局心中无数,故在成立谘议局的谕旨中未对谘议局的具体成立办法、成立时间作明确指示。面对这样一个语意模糊的旨令,各省督抚只好     

岭南人文图说之二十一——黄遵宪与梅州的客家文化教育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梅州人,清末杰出的外交家,启蒙思想家、改革家和著名诗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举,次年起先后出任驻日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英同伦敦使馆参赞和新加坡总领事,被誉为“有清一代最有风度、最有教养之外交家”。他驻日期间潜心研究日本文化和明治维新历史,写成史著《日本国志》和民俗、文化诗作《日本杂事诗》,给中国的维新派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改革经验。甲午战争失败后,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过从甚密,积极投身维新运动,倡导变法改革;后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理按察使,积极协助湖南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