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与孔教运动

孔教运动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失序、道德颓败的特定社会环境,从整合社会秩序、救治文化失范的角度来说,自有其相应的合理性。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鼓吹与发动,曾在广大的社会层面上获得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支持,他们的言行亦当属于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思潮的重要部分。只因其理论上的内在缺陷以及同现实政治的深刻矛盾,影响一时的孔教运动很快走向衰落。不过,孔教运动仍不失为康有为等儒士在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崩溃之后重构儒学的首次尝试,属于儒学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生存形态。倘若将孔教运动放在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环境和儒学近代蜕变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考察,无疑有助于充分认识和理解这场运动所承载的历史内容,透过简单的历史结局,感受历史过程的复杂性。     

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康有为及"孔教派"从儒教(孔教)的性质、特征、地位与功能等方面改造儒学为宗教,并倡导立儒教(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为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和尝试。而且,它对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及其倡立孔教的活动

清末民初 ,康有为出于保国、保教的现实需要 ,根据自己独特的宗教观 ,利用儒学与宗教的某些相通之处 ,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探索 :他“援西入中”——实现儒学的近代化 ;“纳儒入教”——实现儒学的宗教化 ,其所设计的大同世界 ,堪称为孔教的彼岸 ,这使儒学发生了质变 ,一定程度地适应了近代社会。甲午战后 ,为实现立孔教为国教的理想 ,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均告失败。其倡立孔教活动失败的必然性值得深究 ,孔教设想的思想价值不可抹杀     

康有为在儒学近代转型路上的三个失误

民国初年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孔教运动。这场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鲜明的文化民族特征,但领导这场运动的康有为"纳儒入教"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儒学的人文传统;而其"一教独尊"以及自觉不自觉地与皇权政治的结合又严重背离了"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的现实。儒学"创造性转换"终以失败告终。     

孔教会始末汇考

孔教会是民国年间出现的一个以树立孔子为教主为目的的宗教团体,在社会上一度颇具影响力。孔教会主要是由康有为、陈焕章师徒发起,联合了一些遗老及各种保守人士组成。孔教会本是康有为实现当年政治抱负的一种手段,所以,其成立后就介入到民初复杂的政治纠纷中,其兴衰也与时局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孔教会的兴衰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康有为时期,从孔教会的成立到张勋复辟后康有为辞去孔教会会长职,孔教会从开创迅速走向兴盛时期;二是陈焕章时期,在北洋政府支持下孔教会继续发展,但因局势变化已有了衰落之势;三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孔教会最终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名为孔学会,并逐渐衰微,终至于消亡。     

康有为的孔子观与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的孔子观是他维新变法论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内核和哲理性层面是“素王——教主”论。其要在重新给孔子和儒学以政治性和宗教性定位。其功能性层面和三大思想支柱为意志主义、宗教主义和现代主义。他根据《公羊》微言大义中的唯意志论思想考认孔子“改制托古”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以神秘性说孔子，主张将“孔教复原”为“基督化的儒教”。他以进化论、民权说等西方思想附孔，“托”孔推行现代主义。康有为光大了今文经学的孔子观并使其异化，这既是今文经学的丰碑，又是今文经学的终结。     

民国诸文化保守派眼中的孔教运动

民国时期的孔教运动在尊孔读经问题上是与各种文化保守派有了共同的话语和旨归,然在孔教是否就是宗教问题上,孔教徒们与各种文化保守派却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也许是这个不同的认识彻底区分开了孔教徒与各种文化保守派的异同所在。尊孔之同路人在儒学是否宗教问题上而彻底分离。孔教运动连其同路人的文化保守派都大不支持,孔教运动之失败于此又得一因。     

康有为的新孔子观和新儒学观

孔子是中国统治者标榜的圣人,是万世师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及至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康有为为了捍卫中国本土文化,挽救民族文化危机,树立民族自尊自信,标举孔子和儒学的旗帜,借用西学,重塑孔子形象,复原孔教,援西入儒,形成了自已独特的孔子和儒学观,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儒教的守望者：陈焕章和民国初年的“尊孔活动”

民国初年,随着民主自由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各地“废孔罢祀”事件此起彼伏,使传统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留美归来的陈焕章,抱着“复兴儒学,倡明孔教”的理想,毅然走上了创办孔教会的不归路。他早期的“尊孔活动”,主要包括创办孔教会、发行《孔教会杂志》、请立孔教为国教运动等。这些活动是民国初年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其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陈焕章本人的解读,更可以深入把握民初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西方学者关于孔子及儒学在现代世界中作用的研究

一百多年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作用问题,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争论。本世纪初,儒学在中国是强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力量,曾经为一些著名的政治领导者如袁世凯和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倡导。“五四”运动期间,孔子及儒学遭到谴责,被认为同“进步、自由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民国时期,儒学似有所复兴,国民政府曾试图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是与晚清政治环境、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其嬗变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常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今文经学复兴的开始;经过龚自珍、魏源等的再造,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通过皮锡瑞、廖平等的努力,今文经学得以继续拓展和兴盛;康有为托古改制,今文经学从异彩走向异端,失去了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本来意义。     

理论方案、组织实践与未来趋势——儒教重建十年扫描

作为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儒教重建在新世纪得以突显。在理论上,存在儒教复兴说、儒教重建说、儒家文化保护区说、公民宗教说、体制化儒教说五种方案。在实践上,存在儒教组织、儒教网站两种类型。寻找理论共识和努力实践是儒教发展的未来趋势。     

论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的复归

梁启超早年与清学正统派学术结下了很深的渊源。虽然他一度信奉、鼓吹康有为的政论式今文经学说，但由于治学路向的差异，梁启超晚年逐渐逸出今文经学，表露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复归的趋向，尤其他弃政从学以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这一文化现象其实折射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血脉相通的联系，而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也正是以回归传统学术的姿态走向了现代学术，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     

清末民初孔教会实践与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

以西方宗教的模式建立孔教会并试图立孔教为国教是康有为面对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而作出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事件。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反思,可以使我们深刻地领会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思想意义。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康有为与晚清民办经济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工业中官办和官督商办模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提出应以民办经济为主.从各个方面大力促进其发展的思想主张.康有为的民办经济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在中国的初步形成,对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改变工商政策,以使民办企业成为新的主要投资者,以及戊戌变法中的经济变革和清末"新政"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试论赵国两次改革指导思想的变化

赵国历史上经历了公仲连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两次改革,这两次改革对儒家和法家思想在其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有重要影响。战国初期,赵国改革时的社会思想是儒法并济,交相为用。而到了中后期,法家思想成为赵国社会思想的主流。     

现代化：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

文化哲学是以反思现代化的形式出现的 ,它的发展也是与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密不可分的。本文概括分析了文化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几种思想倾向 ,即文化进化论、文化相对论和文化进步论 ,并对在它们指导下出现的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进行了剖析 ,以期揭示以往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教训对我国现代化的影响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