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环境效应与工业大气污染

中国正处于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时期,工业大气污染作为重点治理对象,清洁环保型技术是降污排污的重要突破点,而进口贸易作为吸收国外先进治污技术的核心渠道,带来的技术溢出是否降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值得探索。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规模—结构—技术”环境效应为传导路径,运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逐步回归法考察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全国层面上,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能够带来工业经济规模扩张效应、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效应三类环境效应,通过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技术进步显著影响工业大气污染排放;（2）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强度呈“正N形”特征,即随着资本品技术溢出水平不断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遵循“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阻滞自主创新”的路径,然而随着中间品技术溢出的增强,影响主导力量变化趋势为“规模扩张效应?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应?环境回弹效应”;（3）区域层面,以技术溢出均值为标准,11个省市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因经济规模效应加重了污染排放强度;其余省市的要素禀赋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起到了节能减排作用。针对研究结论,认为应推动工业经济规模扩张与大气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加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的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地扩大进口贸易的规模。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何以促进碳减排——基于城市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考察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且可通过扩大社会经济规模、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两条路径来促进碳减排。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地的碳排放强度带来负向溢出效应，而对邻地碳排放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强的地区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远大于数字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因此，为实现“双碳”目标，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创新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要素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构建数字创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将全样本微观层面ICT专利申请授权量数据汇总到省级层面衡量数字创新，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探讨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技术进步和提升规模效率。在计算机类数字创新、沿海地区、南方地区等情形下，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显著。在2008年之后，数字创新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规模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创新将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创新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数字经济产业的创新关联

数字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向其它产业溢出的效果日益显著,成为全球生产组织网络的核心工具,提高了信息共享的速度,降低知识运用和信息传输的成本。本文以深圳信息软件数字技术等产业为对象,拓展了传统的莫兰指数作为研究空间知识溢出的代理方法,加入时间与空间的元素,探索数字经济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创新关联,并识别数字经济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主要结论有,一是数字经济产业的软技术和硬制造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创新依赖,相互支撑占据产业网络的核心位置,构成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中枢;二是数字经济产业中的软技术与硬制造具有不同的空间集聚方式,形成空间上产业协同与配套的格局。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机制与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条件下依然成立;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效应存在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非农就业为门槛变量的递增型非线性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形成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尚不明显;驱动路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三个子体系现代化的驱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经营体系现代化、生产体系现代化。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对邻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空间距离衰减边界，即300千米之内为正向溢出，300千米之外空间溢出系数值下降，省界对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阻碍作用；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及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其作用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收入水平、增强居民幸福感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此，提出区域协同发展、消除数字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发挥数字技术的辐射带动、提升居民幸福感等政策建议。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增长路径识别：直接影响与溢出效应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是粮食生产水平的直接体现,识别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增长路径是实现粮食增产的关键。利用1990-2014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在核算各省(市/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基础上,根据拓展的Solow理论模型,构建空间杜宾(Durbin)计量模型测算各因素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溢出效应是我国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提升的主导。其中,城市化水平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农业灾害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影响;农民教育水平与人均耕地规模则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由此提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养职业农民、设立粮食功能主产区、加强财政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对粮食种植的支持等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FDI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1999-2014年中国农业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对中国农业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FDI对农业TFP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FDI不仅能促进本地区TFP提升,还能促进相邻地区TFP提升;FDI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改进都具有抑制作用;FDI对本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相邻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     

中国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

将工业行业分为投资品和消费品两部门,通过构建两部门模型研究投资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之间的产出增长关系,并用2003—2011年间31个工业行业的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两部门技术进步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无论在规模报酬不变还是可变的情况下,两部门技术进步互相之间都存在溢出效应,且投资品部门对消费品部门的溢出效应大于消费品部门对投资品部门的溢出效应。从全国分东中西部省份来看,两部门相互之间同样也存在溢出效应,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投资品部门的溢出效应越小。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CRITIC赋权法进行测度与评价,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本地效应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出U型特征,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呈现促进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人力资本是约束其影响的关键因素。为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驱动作用,应注重产业内部的结构特点,抓好人力资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集聚。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能源效率

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城市绿色发展,考虑到上述背景以及经济行为存在空间交互影响的事实,在相关机理阐释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7年269个城市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在短期内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长期内总效应明显;城市创新水平对产业集聚和能源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能源政策会影响到地方产业集聚模式,短期内对能源效率产生较大影响;城市规模异质和经济发展分层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因此,应充分激发产业集聚短期内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尤其关注中小城市发展,从而更好地提高能源效率。     

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于非线性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 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助推作用,同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整体层面以及地区层 面看,在地理距离权重与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临近地区均具有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扩散效应。 (2)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呈现东中西依次递 增趋势,在落后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红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 (3)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非线性,即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双门槛,随着数字经济逐步跨越门槛值,对本地区的直 接效应呈现倒“U”趋势,溢出效应呈现“U”形。     

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将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统一框架,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来看,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但是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发生阻滞导致的。提升市场化程度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使得作用路径得以畅通。进一步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进一步对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中阻滞的路径进行调节,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经济会洗牌城市规模分布吗?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城市规模的正向作用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存在异质性,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能维持已有的中心—外围式分布格局,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该格局.理论上,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和集聚效应出发,基于冰山成本、劳动力互补和知识溢出的理论,提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异质性产生作用的机制.实证方面,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引入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的交乘项验证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互补效应的异质性,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假设.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谨防重现区域性贫困.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路径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两大中心课题。为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对共同富裕“四个统一”的内涵、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与新趋势进行分析,论证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推动了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协同和价值共创是其中重要的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培育互联网产业平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市场向农村、实体经济融合; 数字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多公共职能,持续完善数字生态链、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创新创业提供条件和保障,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四个效应”,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影响研究

利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驱动本地区及周边地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存在产业规模与资源富集度异质性;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素集聚在数字金融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据此,提出促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加速推动要素集聚的政策建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照。     

数字经济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逻辑与效应

推动城市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数字经济纵深推进可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动力，并为实现城市间绿色协调发展带来新机遇。将数字经济作为重点考察因素嵌入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收敛模型，以中国277个地级市2012-2020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考虑空间效应与城市异质性因素后，中国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条件β收敛特征，即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收敛至同一稳态均衡水平。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收敛，其不仅发挥了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正向功能，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缩小地理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差距。数字经济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高城市绿色发展速度，从而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而绿色技术效率并非数字经济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重要机制。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收敛速度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快于东部地区，并且数字经济对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