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FDI与碳排放强度

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和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焦点问题。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低碳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投入、产出角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FDI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FDI增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降碳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与FDI对碳排放强度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机理及其效应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双碳”背景下,学者愈发关注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效用。本文采用201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构建调节效应模型以探究我国数字经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机理及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交互项为负,证明提高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以表示农业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是否大于1为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区位熵大于1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厘清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理,可为我国农业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路径参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动态SDM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空间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区2005-2017年的数据,在碳排放强度测度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经济增长、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直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直接效应,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能源强度仅存在短期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省际R&D技术溢出对碳排放的影响

CO2排放增多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作用日益受到各方重视。基于地理经济距离构建省际技术溢出网络,将省际R&D直接技术溢出与用网络中心度度量的间接技术溢出引入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的面板计量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省际R&D直接溢出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间接效应不明显。分地区看,东、中部地区省际R&D直接溢出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不显著。省际R&D间接溢出可以显著减少中部地区碳排放,东部地区以接近中心度衡量的省际R&D间接溢出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以特征向量衡量的省际R&D间接技术溢出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     

中国经济和能源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是影响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政策因素.从一次能源人均碳排放量和终端碳排放强度也即单位GDP终端碳排放强度两个视角分析中国碳排放强度,采用Divisia指数分解模型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因素和能源政策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和贡献率是不同的.从人均碳排放而言,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高,1980-2012年人均碳排放量提高了309％,增加了4.7t CO2,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均碳排放增加,贡献率为215.7％,而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降低人均碳排放的作用,贡献率为-113％.从终端碳排放强度分析,1996-2012年,碳排放强度降低了52％,其中能源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贡献率为106％,其次是能源结构的改变,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提高了碳排放强度.     

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兼议数字乡村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与数字乡村发展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顺差区间,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以及贸易逆差区间更为显著; （2）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农产品贸易对本地区和“毗邻地区”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相较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农产品进口贸易抑制农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3）农产品贸易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数字乡村发展双重门槛,即随着跨越数字乡村发展两道“门槛”,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的特征。由此,提出推动农产品贸易深度开放、构建农产品贸易交流协调机制以及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力度等政策建议。     

内蒙古地区煤基化工产业碳排放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的国际能源安全格局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进煤基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本文基于内蒙古地区526份煤基化工企业调研数据，应用Super-SBM模型测度内蒙古地区煤基化工产业碳排放效率，并基于空间关联视角，采用M-R分解模型探究内蒙古地区煤基化工产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内蒙古地区煤基化工产业碳排放效率在研究期内波动上升，相较于全国均值仍需进一步优化；技术创新效应及能源强度效应对内蒙古地区煤基化工企业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最高分别达到57.5%和37.4%，经济增长效应对碳排放主要为驱动作用，平均贡献率为4.1%。     

农业生产效率的碳排放效应: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基于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角度分析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基于相邻矩阵、距离矩阵和经济矩阵,农业碳排放对周边省份具有显著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相邻矩阵和经济矩阵,农业生产效率对周边省份都具有显著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三,不同的省份之间随着农业产值的提高,农业生产效应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不同省份之间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能够有效的减少碳排放,对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产业链视角下数字经济的碳排放效应——以河北省为例

已有研究很少从全产业链视角科学量化评估数字经济的碳排放效应，更多的是以ICT产业为媒介分析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投入产出模型从全产业链视角测算了河北省数字经济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发现，全产业链的视角下，河北省数字经济的引致碳排放量仅次于六大高耗能产业和交通运输业，主要是由贸易和消费驱动的，集中在产业链上游的高耗能部门和产业链下游的高数字化部门。国内贸易和居民消费是推动河北省数字经济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动力，而碳排放强度和产业关联是导致数字经济碳排放降低的主导因素。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推动数字经济科学减排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及潜力探究

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1995-2016年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探究,同时基于脱钩分析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以揭示各地区历史碳减排贡献、潜力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全国及各地区碳排放而言均为稳定且重要的影响力量,且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地区这些作用力表现差异明显;（2）外贸仅为驱动东北与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显著力量;（3）表征技术效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仅对东部地区发挥了符合理论预期的抑制力作用,而碳强度则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技术溢出效应;（4）样本期间,各地区平均碳减排贡献及平均碳减排潜力大小均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223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抓手。利用2016—2020年中国22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减排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能源环境效率和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等渠道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加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在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进程中存在双重门槛,只有在数字经济发展超过特定门槛值时,碳减排效应才会显著,且其效应呈现出递减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非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但对降低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应积极抓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发展机遇,夯实数字经济基础底座,实现城市碳减排。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碳排放驱动机制分析及趋势预测

使用PVAR模型和VAR模型,从经济、社会、能源三个维度,分析1997～2015年民族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PVAR模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当前民族地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耗量;与结构型指标相比,数量型指标对民族地区碳排放的驱动作用更显著。VAR模型方差分解结果进一步证实,结构型指标是未来民族地区碳减排的关键驱动因素,且作用强度逐年增加,但不同省份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作用路径和贡献强度存在差异,各地区应根据其碳排放的重点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采取差异化减排措施,建立低碳发展长效机制。     

内外资对江苏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比较分析 FDI 和内资在江苏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并利用 STIRPAT 模型,引入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构建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FDI、产业结构、内资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显著。江苏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是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的碳排放效应及减排潜力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区域开放程度逐渐提高,区域环境面临的压力日益严峻。如何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选取西部地区为样本,深入分析影响西部地区碳排放效应变动的因素,在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的基础上,科学验证碳排放效应的路径依赖特征,分析人均GDP、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资本劳动比、政府管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同时,对西部地区2020年的减排潜力进行了预测,综合发现,西部地区在调整贸易结构和提高引进外资质量以及加强技术改进等措施后会提高减排潜力。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通过利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0—2019年旅游业面板数据测算其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借助SDM模型,探究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整体明显降低,其中以云南省、四川省和贵州省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最大;碳排放强度在研究时期向着较高碳排放强度区域集中在中游地区的趋势发展,呈现碳排放强度“中间高,两侧低”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与贸易依赖水平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促进效应,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显著促进本地及相邻地区的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下降,而贸易依赖水平提升效果相反。最后,文章对所得结论提出建议,旨在为旅游业实现低碳科学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省域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通过核密度分布和莫兰指数对中国2000—2015年30省份碳排放强度的动态趋势及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30省份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新常态以来低碳步伐加快;（2）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性具有高水平集中、低水平集聚特征,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增强;（3）本省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本省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邻省份的外商投资规模及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对本省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因此,未来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优化相邻省份间的产业空间布局以及大力发展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促进区域低碳转型的主要方向,同时生态城镇化以及继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也是减排潜力因子,省域间的减排空间溢出效果不容忽视。     

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2006—2019年2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且具有稳健性；智慧城市建设对不同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智慧城市建设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有效路径；政府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