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民族地区碳排放驱动机制分析及趋势预测

使用PVAR模型和VAR模型,从经济、社会、能源三个维度,分析1997～2015年民族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PVAR模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当前民族地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耗量;与结构型指标相比,数量型指标对民族地区碳排放的驱动作用更显著。VAR模型方差分解结果进一步证实,结构型指标是未来民族地区碳减排的关键驱动因素,且作用强度逐年增加,但不同省份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作用路径和贡献强度存在差异,各地区应根据其碳排放的重点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采取差异化减排措施,建立低碳发展长效机制。     

基于泰尔熵指数的区域碳排放差异研究

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研究,对各地区碳减排任务的合理分配及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泰尔熵指数系统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差异化程度,探索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及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整体呈现出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走向;碳排放效率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中部改善迅速的态势;中国各区域碳排放效率长期存在差距,西部地区的减排行为对中国整体的碳减排目标实现举足轻重.为中国碳减排任务的合理分解提供了经济及政策建议.     

强制减排试点省市能源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全国及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湖北省和重庆市六个强制碳减排试点省市的碳排放量数据,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MDI）,从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发展三方面分析能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发现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在北京、天津和上海市,三大驱动因素对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明显大于在湖北省、广东省和重庆市的贡献值。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环比增长率数据,实证检验全国及六个试点省市三大驱动因素的变化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能源结构变化对碳排放量影响不显著,而碳排放对能源效率的变化比对经济发展更为敏感。具体到各省市数据,湖北省三大驱动因素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其他省市碳排放受各驱动因素的影响各具特点。研究结论为政府在各地区制定合理的碳减排政策提供了参考。     

乡村数字化可以促进农业碳减排吗？

数字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制高点,农业碳减排则是“三农”问题的难点,研究数字化与农业碳减排二者关系,有助于为农业生产领域“双碳”目标实现探寻新的路径。在构建乡村数字化水平和农业碳减排指标的基础上,对2003－2018年30个省（市、区）乡村数字化水平和农业碳减排二者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区域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化对农业碳减排的动态影响呈现出产业差异,面临乡村数字化的冲击,种植业净碳汇在整个考察期呈现出稳定的正面响应,畜牧业碳排放则总体呈现出负面响应,从后期趋势来看乡村数字化对种植业的冲击力度要大于畜牧业;（2）乡村数字化水平提升可以显著促进全国层面农业碳减排,但乡村数字化水平对畜牧业的影响则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对种植业的影响则不会受到制约;（3）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和产业差异,有利于显著增加东部地区种植业净碳汇,显著降低东部和中部畜牧业碳排放量,但对中西部种植业和西部畜牧业不显著;（4）财政支农力度的增加有助于农业碳减排,财政支农力度除对西部地区畜牧业碳减排不显著外,对其他地区农业碳减排都比较显著。     

碳汇视角下中东部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估算

在测算1994~2012年间中东部地区农业碳排放量和农业碳吸收量的基础上,发现农业碳排放量大于农业碳吸收量,农业对环境总体上处于正的溢出效应。因此,将农业＂碳净吸收量＂作为农业生产的正产出,运用非径向Super SBM模型修正了中东部各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1994~2012年间中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下降状态,其中技术进步是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技术效率仍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略高于中部地区,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技术效率高于中部地区,且两地技术效率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但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率低于中部地区。     

碳减排约束下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建立我国29个省份1995—2010年的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而中西部地区则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减排有明显作用。因此,各地区应该因地制宜选择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积极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和碳排放指标的分解。     

LMDI方法分析结构效应对天津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对策

文章对1995—2010年天津市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分析,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 LMDI）,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实证研究,并进行情景分析,寻求天津市碳减排对策。研究发现,虽然人均GDP效应、人口效应以及能源强度效应贡献量相对较大,但结构效应对于天津碳排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其对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拉动或减缓作用与低碳能源比重、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小有很强的关联性。情景分析进一步表明优化产业及能源结构对碳减排的积极作用。     

地理分区视角下的农业碳效应驱动机理研究

在科学评估我国七大区域农业碳效应的同时对其碳排放的公平性与否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运用LMDI模型剖析了各地区农业碳效应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①七大区域均表现出了农业净碳汇特征,其中以华东地区净碳汇量最大,西北地区最少;所有区域相比2000年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且以东北地区增幅最大,西南地区增幅最小.②东北地区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能力居于全国第一位,高达1.680,而华南地区农业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最高,为1.241;各区域所呈现的演变轨迹集中表现为波动上升、波动下降、先升后降、轻微下降等几类形态;根据各自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能力与经济贡献能力的数值差异可将七大区域划分为“高-高”“高-低”“低-高”“低-低”等四种类型.③经济因素、效率因素以及劳动力因素在影响农业净碳汇量变化方面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且经济因素为驱动因素,效率因素、劳动力因素为抑制因素;而结构因素具有两面性特征且作用力度较小.     

中国农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测度与时空分析

利用MRIO模型对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在2002-2011年间的农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我国农产品出口、进口隐含碳排放量总体均处于增长态势,且后者增速较之前者更快;农产品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逐年降低,自2003年开始成为碳排放污染转出国;我国农产品隐含碳排放与净出口隐含碳排放较大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隐含碳排放量相对较小。继而采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进一步分解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有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后提出优化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全方位监管“隐性”碳排放的国际转移;设定区域农产品生产环境规制级差,实施区域碳转移补偿制度等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时空差异——以山东省为例

碳排放问题是区域旅游业发展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之一。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按照"自下而上"分析法对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进行定量估算,并采用系统聚类法将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划分为高、中、低三类碳排放区域,具体剖析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碳排放总量、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是衡量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重要指标。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而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则逐年下降,旅游业节能减排取得一定成效。（2）区域旅游业三大部门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旅游交通是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旅游活动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而旅游住宿碳排放波动性较大。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累积碳排放总量为4 764.05万吨,其中,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动三大部门占比分别为66.52%、25.80%、7.68%。（3）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从空间分布上看,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旅游业碳排放总量呈现出东部沿海 > 鲁中地区 > 鲁西地区,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则是东部沿海 > 鲁西地区 > 鲁中地区;从碳排放指标上看,山东省大多数地市位于中高旅游业碳排放的行列,东部沿海是旅游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区。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的测度、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1990—2009年

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公式,计算了长三角地区1990—2009年间CO2排放量,对比分析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碳排放总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等指标。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CO2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不断攀升,碳排放强度逐年减小,但区域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江苏的碳排放总量高于浙江,上海最低,且江浙两省碳排放总量增长速度最快;江苏年均CO2排放强度高于上海,浙江最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是造成区域性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实现CO2减排的政策建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的构建

为了深入认识安徽省农业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为区域低碳农业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采用Tapio与LMDI模型对安徽省农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4年安徽省农业碳排放总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快速增长-持续〖JP2〗下降-缓慢上升”三阶段特征;研究期内农业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脱钩关系以弱脱钩和强脱钩为主,说明安徽省农业低碳减排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效率因素、劳动力因素和结构因素均对农业碳排放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它们在研究期内的累计减排贡献量分别为896.51万t,341.62万t和253.67万t,〖JP〗而农业经济发展则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引发的累计碳排放增量高达1552.29万t。     

工业碳排放及能源消耗研究

工业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部门,减少工业部门碳排放直接关系到我国低碳经济的实现。工业碳排放强度包括行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系数4个影响因素。以建材行业为例,通过对每一影响因素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减排潜力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仍是我国工业减排的重点。     

基于动态SDM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空间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区2005-2017年的数据,在碳排放强度测度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经济增长、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直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直接效应,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能源强度仅存在短期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碳减排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

回顾了全球碳减排方案和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结论：（1）基于考虑历史责任的人均累积排放相等原则确立的全球碳减排方案,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2）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很多,减排对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中国木质林产品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动态分析

以2002、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计算了我国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并应用LMDI分解法对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隐含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木质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主要用于出口产品使用,中间产品消耗的碳排放水平比较高,在碳减排方面存在较大的空间。木质林产品行业隐含碳排放的拉动因素按其促进效应的大小依次为：经济产出、人口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则是抑制木质林产品行业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