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应为"势家"论

传统意义上,学界习惯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划入"法家"的阵营,这其实是对韩非政治思想极大的误解。在韩非思想中,"法"或"术"都只是他用以维护专制君主绝对统治的得力工具和必要手段,并非他的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因此,若将韩非称为"法家"、"术家"或"法术家"都是存有疑问的。而"势"治的思想则可以说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归旨和核心所在,在理论上充分体现出其坚决捍卫专制统治的绝对君权的政治主张。因此,韩非应该称为"势家"。     

《解老》、《喻老》的法家思想

韩非不仅以道作为君主立法施政的理论依据,而且还以道的原则引导君主具体操作施行;韩非以法释"德"的倾向是很明确的。可以这样说:经韩非诠释之"德",可能已非老子本义,但这不影响老子思想继续向前发展,甚而至于因为有了不是老子本义的观点,激起了不愿苟同的研究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因而促成了老学的发展。这是韩非以法释德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便是,韩非以法释德客观上确实起到了防范民人触犯刑法的理论劝导功能,这一点,不但需要作深入研究,而且需要作正确的评价。     

韩非的“刑德”世界图式

韩非兼容法、术、势的特点而形成自己的法家特色,认为采用法来治理社会,是自然的举措。法具有的整治邪行、治理混乱、祛除贪欲,剔除非法行为的功能,在于法本身的公正性以及无对象性;时代是法的必然内容,没有一成不变的法;选择法的心理基础在于"用其不得为非",因为,人性"欲利"的因子,存在通向邪恶路径的无限可能;但是,社会秩序的井然仅仅依靠刑法是不行的,还必须辅之以道德。显然,韩非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公正,让社会充满爱意,这区别于儒家空洞的仁爱说教,韩非提出了在本质上解决社会秩序祥和的对策。这是应该注意的。但是,韩非虽然注意到了刑法"矫上之失"的方面,但这"上"在一定程度上,指的不是君主,而是上层官吏,所以,君主仍然在司法的域场之外,韩非仍然没有能够超越先辈法家的局限,这也注定了中国没有真正的法的可悲事实。     

韩非的学术突围及迷失——以师事荀子为出发点

儒墨显学给韩非带来巨大学术压力,为了证明儒墨之学的愚诬,韩非设定了两条检验标准。在这两条标准之下,韩非必须通过师事荀子才能论证法家思想的合理性,因此,韩非师事荀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韩非与荀子共同遏制墨家"兼爱说",客观上实现了儒法的短暂学术结盟。韩非对孔子进行"法家化"处理,强化了法家存在的合理性,至此,韩非完成对儒墨的学术突围。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解决人性本质与资源占有矛盾的问题上儒墨法各具特色。儒家倡导即凡入圣的生活,墨子提倡超凡入圣的生活,而韩非则主张按照丛林法则像动物一样地生活。韩非"去仁爱",舍弃了"仁爱"的差等原则,导致其在"爱"与"恨"的权衡中迷失了方向。     

异曲而同工 同途而殊归——屈原与韩非之比较

屈原和韩非,两个看似无甚关联的历史人物,实则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他们的身世:屈原是楚王的同宗,韩非作为韩国的"诸公子",同样与韩王有宗亲关系.在人生际遇上,他们都忠诚爱国,却终其一生不得君王理解,无法施展抱负.其次,二者性格均呈现出矛盾的一面--极高寒的理想与极热烈的感情.其三,政治思想非常相似.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屈原的政治思想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其中法家因素显著.屈原和韩非的不同在于,虽然他们的人生均以悲剧谢幕,但是二者身后得到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屈原成为中国文化中爱国的象征,韩非却与刻薄寡恩、专制、阴谋诡计等相伴.究其原因,后人对屈骚与<韩非子>的体认和评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中亦可看出民族文化和历史语境对文学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影响.     

论韩非进化史论中的诸子共识及其对诸子学术的取舍

进化史论是韩非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观点是: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执政者应当根据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执政政策。从学术史角度将韩非进化史论与诸子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韩非这一思想的形成,在肯定历史发展变化以及分期总结历史的思维方式上,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思想共识。此外,在韩非的"上古之世"论、三世风尚相异论以及"不期修古"等具体观点上,则体现了他对诸子学术的取舍。     

论韩非之"理"对老子之"道"的改造和发挥——兼论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和特点

韩非思想和道家哲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集中体现在韩非之"理"对老子之"道"的改造和发挥上。韩非"以理释道"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它们构成了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和特点。     

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考论

《韩非子·难三》之中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是研究荀子的重要材料,学术界对此问题争论不休,至今尚未有令人满意之结论。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不可能是历史事件,既然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不是事实,而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之真实性又无法否定,那么,韩非所谓"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只有作如下解释方能合情合理:韩非此处并非记燕王哙把君位禅让给子之时荀子已仕于燕国,而是评论燕王哙禅让之举不合荀子的理论。     

韩非论君臣关系

本文认为韩非君主专制理论的核心在探讨君臣关系,而君臣关系的宗旨又在防止权臣篡权夺位(即政变),文章从三方面加以论述:一、韩非对君臣关系的论述,集先秦诸家在君臣职分、势、求论述之大成;二、韩非对君臣关系作了新的探讨:君臣为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体;君臣以利相结合,君权为天下大利,故臣下随时企图夺取,为防止政变,韩非发展了术治;三、春秋至战国为君权最受野心袭击的时期,韩非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展了君臣关系的理论。     

君主专制下的两难言说——论韩非的"谏说"思想

在韩非的政治理论中,"谏说"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其对战国时期君臣关系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后得出的理论结晶之一。韩非的"谏说"思想主要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来论述,竭力从政治思想上维护专制君主权力的存在与利益,这是其"谏说"思想最根本的精神实质。韩非也从臣属的角度思考"谏说"行为的存在与发生,试图找寻能够对专制君主进行有效"谏说"的实际途径,确保君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专制统治。     

论韩非的矛盾律思想

战国时期哲学家韩非首次提出"矛盾"概念,并在《五蠢》篇中概括出"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的"矛盾之说"其实质是,具有不相容关系的两个命题,不能都是真的。它巧妙地表达了矛盾律的精神实质,并尖锐地提出了自相矛盾问题。但他并未像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对矛盾律解释的那么科学和准确。它们的区别在于,韩非有时是在对客观事物的比喻意义上使用"不相容之事,不两立"这一观点,而亚里士多德是将思维现象同客观事物分离开来,以纯粹的状态研究思维规律,韩非也就作不出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对矛盾律元语言层次的叙述。     

韩非之“刑法”在汉武时代的嬗变

汉武帝的酷吏统治体现出韩非严刑峻法的思想,但汉武时代的刑法与韩非所倡导的刑法已有很大差异,表现在内容上繁多难晓,并有赎罪之法和不可避之罚,在执法过程中则呈现出主观性和不平等性,已经变异了韩非的刑法思想,因而汉武帝的以刑为治不仅没有达到韩非的用法目的及预期效果,而且走向"以刑致刑"的相反道路。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人性论辨正

［摘要］学术界对于韩非思想的争议一直都没有停息,其中的焦点是：韩非是否是性恶论者？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有为还是无为？本文以“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为切入点,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集中体现了韩非对人性的看法,并且由此推出了法治主张。其实,这一命题是韩非思想一以贯之的主线,也是解读韩非思想的关键。     

韩非“君臣互市”说谫议

"君臣互市"说是韩非君臣观的重要内涵,充分体现出韩非政治思想"君权至上"的理论实质。韩非从人性之私的伦理内因、君臣势异的政治外因和公私争利的现实基础三个方面深刻诠释其"君臣互市"的政治主张。坚持"君权至上"的根本立场,促使韩非的"君臣互市"说走向极端化"尊君卑臣"的政治歧路,造成君、臣关系的内在失衡,陷入恶性发展。"君臣互市"说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专制权力下君、臣关系的真实内涵,但片面化认识君、臣之间利益关系所产生的消极性,导致韩非无法推动君、臣关系的良性构建和发展。     

韩非重刑思想的渊源

重刑思想是韩非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刑起于兵"的状况和甲骨文所折射出的刑观念均可视为重刑思想的源头.春秋战国异常动荡的社会背景进一步催化了"重刑重罚"的思想,在务实的秦晋文化沃土中终于孕育出韩非独特的重刑思想.从学术渊源上看,韩非的重刑思想不但承继了法家前辈的重刑思维,而且还吸收了墨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养料.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论韩非的法律思想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深深根植于战国后期社会秩序失范与其母国韩国政治动荡的时空条件,具有浓重的"奉法图强"的工具色彩。他基于线性历史观和人性论,主张将法、术、势三者统一起来,施行依托君主威权、以法度为基本依据、以灵活的策略作为调节手段的治国谋略。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并非凭空想象而来,而是在继承和发展早期法家学派术治、势治和重刑思想的基础上,又扬弃了儒、道、墨各家中礼法合一、君道同体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只有把握"继承—拓新"和"通融—互动"这两条线索,才能完整理解韩非复杂的思想体系。     

“感觉”式的读书不能代替严谨的学术——评《韩非子还原》

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的"还原先秦诸子经典"之一的《韩非子还原》,是杨义先生阅读各种版本的《韩非子》五遍所"感觉"出的著作,但这种感觉,武断、臆想成分太多,不像是严谨的学术著作。《韩非子还原》臆想出一个韩非的学术思想渊源谱系,让本来清晰的韩非的学术思路变得迷惘;将韩非还原成为一个因自己政治上的失败而心胸狭窄、愤世嫉俗的人,实在匪夷所思。《韩非子还原》多有文不对题,有头无尾,论证粗糙之处,更像是一部"戏说"、"演义"类的作品。     

中国美学史上的"恶之花"——《韩非子》美学思想新论

在中国古典美学史的书写中,学界对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美学思想一直重视不够,大都认为韩非的一个审美否定论者从"富国强兵"的政治功利主义出发,认为艺术无用,文学有害,全面否定儒家的"礼乐"政治.事实上韩非在认为美是假的、无用的、非道德的"恶"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撞钟舞女,不害于治"的说法,把美和艺术的存在空间置于在政治伦理日常效用之外,与人的感官欲望相连;这些见解恰恰相合于"美不是达到某种实用目的的手段,美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独立存在"的这一"审美的非功利"原则.法家美学思想的这一内涵,曾为学界所忽视,因此,重新审视、阐释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美学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     

康有为对韩非的身份归属与对法的矛盾心态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韩非纳入视野。就身份归属而言,康有为有时将韩非视为老子后学,有时又将韩非归为法家。韩非在康有为视界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归属具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韩非思想以法为重心。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对法的态度和理解奠定了对韩非的矛盾心态和评价。康有为强调韩非思想与老子、杨朱代表的道家,与荀子代表的儒家以及与申不害、商鞅代表的法家思想具有内在关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