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与"逻各斯"之"异"

老子之"道"强调"无为"、"法自然"的原则,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强调"有"和"存在之物"的原则;老子明言"道"是不可言说的,而赫氏则明言"逻各斯"是可以言说的;老子主张对"道"的把握通过"体悟式"的认知方式,而赫氏则主张对"逻各斯"的把握主要走"分析式"之路.以当代的眼光看,老子之"道"与赫氏的"逻各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非科学"、"反科学"与"伪科学"辨析

近年,学术界和社会上开展了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的揭露批判,这对于弘扬科学精神,提高民众科学素养无疑是大有好处的.然而,伴随着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的揭露批判,也有人将"非科学"等同于"伪科学"和"反科学"加以抨击和排斥,这就是"将洗澡水和小孩子一起泼出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绝非将科学之外的事物一概加以抨击和排斥.以科学的态度辨析"非科学"、"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别,对于科学精神的普及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显然十分必要.     

"典型"的"纯粹"与"负累"——"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典型"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它往往依托于"人物"和"形象"而言说自身,与"新的人物"、"(新)英雄人物"及"中间人物"等概念有着紧密联系."典型"内涵的不断改写,既构成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要现象,也记录着中国当代文学复杂变迁的微妙症候.     

"通识教育"与"美好社会"

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面临诸多困境,如何解决高等教育之殇,依然要回归到"通识教育"的本源.论文从我国高等教育之弊端,追溯"通识教育"的起源和本旨,梳理"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及"通识教育"和"美好社会"的关系.逻辑性地阐述了"通识教育"在高校教育的重要性,印证"通识教育"对于"美好社会"构建的重要性.     

论"即物穷理"之"即"

在对"即物"说的研究中,通过对"即"字的字源学与语用学分析,认为"即"这个字的源初意义在于:在共同在场中的不断去远,并且进入……之中,与……融合为一。以此为出发点,重新阐释了"即物穷理"说、"即物以物物"说以及与"即"相关的一些哲学命题,指出"即物"说体现着一种与物合一,切入事物本身之存在的思维方式,也是人达到"物物而不物与物"这一境界的唯一手段。     

经"可然"推"应然"

以往解决"休谟问题"的各种推导方法都不是普遍有效的.这启示我们,与其探索"实然"与"应然"间还无从定性的关系,不如从"应然"开始,探索蕴涵"应然问题"的必然前提.经分析,"应然问题"的充要条件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可然",而"实然"则只是部分"应然问题"的间接前提.在逻辑上我们可以做从"实然"到"应然"的推导,但在实践层面只适宜从需要解决的"应然问题"开始推导"应然".这个推导过程的关键是"可然"到"应然"的过渡,基本方法是比较评价法.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

"乡下人进城"在当下备受关注成为显学,但是,无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文学表述,"乡下人进城"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休戚相关.与百余年文学历史相消长.不仅如此,实际上.当城市/乡村作为一种文化、经济、地域实体一经产生,它所勾连出的命题就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延展,而常常是多维度的发散、往返、双向互动等等--至少,与"乡下人进城"(以下简称"进城")并存共生的,还有"城里人下乡"(以下简称"下乡")这一不容搁置的历史、文学存在.当然.本文无意于勾勒"乡下人进城"及"城里人下乡"百余年的文学脉络,只想撷取20世纪30年代"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作一解读.     

"模仿"与"再现"新读

"模仿"强调主体与外在世界的吻合,它奉行一种客观主义原则:而"再现"则注重主体对外在世界的选择,它奉行一种主观主义原则.在"模仿说"那里,主体性处于一种缺席状态;而在"再现说"那里,主体性则处于一种在场状态.若将"模仿"与"再现"视为一个总体性的美学原则,其存在有合理性,也有非合理性.     

"玄道"、"玄览"、"玄同"和"玄德"--老子"不言之教"的玄思

老子"不言之教"思想与其哲学体系是相互论证的。这主要体现在:(1)"道"被称为"玄道",即一种几乎无法通过现实语言而被表述出来的政治经验。只有依靠"不言之教",人们才能超越现实语言的障碍,认识和体验到"玄道"。(2)"玄览"认识论以排除各种先入之见即"前识"为基本目的,它同时又是为"不言之教"的特殊教学方式服务的。(3)"玄同"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实质上是为论证"无为之治"政治方案服务的。"不言之教"的基本任务,也就是要求人们认识到"无为"政治的内在合理性。(4)"玄德"是"玄道"在"圣人"品行上的体现。"不言之教"理论则以培养少数"圣人"作为终极教育目标。     

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审美理念

用阴阳五行建构儒家的天道观和天人合一哲学,以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乃儒家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折,也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理论基础.他以天道证人道,言天人相副和天人相类;又以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视人伦纲常和仁义忠孝为天经地义,并以此言天地之美.这种以阴阳五行为宇宙模式而现天人相与之际的儒学,及其以善为美的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审美态度,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现代科技视野下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

“全球问题”深刻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问题”的出现，是由于现代科技广泛应用于自然而又失去控制所引发的。以放弃现代科技的悲观姿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充分体现现代科技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才能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     

可持续发展伦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现代伦理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流派：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整合与超越，它的目标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关系的三个维度释义

后工业化、后苏联社会主义和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求我们回归＂三个维度＂的原点;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环境恶化呼唤转换发展方式为新的可持续发展,人与社会关系的维度：社会失衡要求把以人为本贯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人与自身关系的维度：主流意识流失催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回归和重构;赋予科学发展新的内涵,制定新的战略和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关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哲学思考--兼谈"能动"与"受动"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关注的问题。人与自然的矛盾是“能动”与“受动”的矛盾;人与自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要积极促成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     

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哲学基础——荀子“天人之分”思想的现代生态伦理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内涵.儒家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荀子也专门写了<天人论>,其中蕴含了"天、地、人相参"等生态伦理意识,既强调尊重自然价值的"制天命而用之",又强调"谨时其禁"的生态道德责任,从而把对自然的利用和保护有机而辩证地结合起来,这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和现代文化转生意义.     

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联——环境意识确立的基点

环境意识乃当代人类生存观念的重大变化 ,本质上是生存论意识。自然环境是人生存的内在要素。环境具体承载着由人与自然所构成的开放性的生存统一体。通过反省技术理性的状况 ,重思伦理学的本体论原旨 ,自然的生存论本体论意蕴得以揭示出来。应当通过对人的感性活动的肯定以及当代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自身批判 ,赋予人与自然以主体间性。人与自然的生存论统一是通过社会化的人的历史性生成所实现的。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今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可观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地震、雪灾、洪涝灾害等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我们自身的行为，探寻造成当代环境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中国古典哲学折射的绿色理念——简述道儒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依据道儒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论述中国古典哲学折射的绿色意蕴。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人与自然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基础,和谐思想源于“和合”精神。人与自然和谐是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发展模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合理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与伦理观,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