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是在革命前期各个不同的阶级之间专制时代的封建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分裂,从而各个阶级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导致革命的发生和俞演俞烈。     

雇佣劳动者发展史的新阶段(上)

上世纪下半期以来 ,西方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显著变化是“白领”劳动者阶层的兴起 ,他们主要从事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口的扩张同时伴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萎缩 ,使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固守已往的阶级基础 ,它必然寻求新的社会力量。从第三产业劳动者兴起的事实中 ,有人得出了无产阶级正在消亡的结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 ,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依然是雇佣劳动者 ;另一方面 ,有人只看到他们是雇佣劳动者 ,却没有注意到他们代表着雇佣劳动者发展史的一个新阶段。如同工业无产阶级不同于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无产阶级一样 ,新型雇佣劳动者的兴起已经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新变化     

毛泽东社会矛盾学说与新时期民族问题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 40多年的实践中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但由于历史的积弊和现实的反差 ,矛盾依然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一、理论的辨析毛泽东早在 1937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演讲中就指出 :“社会的变化 ,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 ,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阶级之间的矛盾 ,新旧之间的矛盾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 ,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尤其在转型期 ,许多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那么其中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     

简论马尔库塞关于当代西方社会革命力量的观点

马尔库塞通过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一些亚阶级的分析,认为工人阶级由于被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不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主力,而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一些亚阶级身上。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革命力量的分析有失于偏颇和片面,但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工业社会革命的现实境况,有助于我们对现代社会革命的全面和深入认识。     

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斗争形式的理论

矛盾斗争形式问题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这一问题,并在他们的著作中作了许多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集中地论述了社会矛盾斗争的对抗形式,指出对抗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形式,这种矛盾斗争形式表现为战争和革命。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立在对立上面的社会,最后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这种斗争形式,对于解决阶级对抗的社会矛盾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至目前为止,生产力就     

规范社会行为,实现阶级、阶层关系的合理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级、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阶级、阶层矛盾扩大和激化的危险.实现阶级、阶层的合理化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     

中共直南地方党组织创建的考察

中共直南地方党组织的创建是直南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此种必然结果的直接原因为该区域社会的政治混乱性、经济凋敝性及文化超前性等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根本原因为帝国主义与直南各社会阶级、封建主义与直南人民群众这两对近代直南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直南地方党组织创建的独特路径表现为该区域具有革命思想策源阵地——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及革命斗争策源地——磁县,以及七师党员师生和磁县党组织务实稳重的创造性的革命工作。根据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统一的原理,帝国主义与直南各社会阶级、封建主义与直南人民群众这两对近代直南社会的主要矛盾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直南党组织产生的必然性表现出了上述矛盾的普遍性,直南党组织产生的特殊方式表现出了上述矛盾的特殊性。     

过渡的社会结构和过渡的人类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按照马克思的概括,这个时期社会表现的形式与内容,是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它是新社会的起点,又是旧社会的终点,新事物的成长和旧事物的灭亡在这个时期同步进行;它是新的社会实体,又是呈现着复杂的新旧交织的过渡性社会形态。在这里,过渡的社     

马克思理论传统之下的阶级概念与当代中间阶级现状迷思

在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个日益扩大和对立的主流阶级,而中间阶级则会日益萎缩最后融入这两大主流阶级之中。然而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来看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相反,中间阶级不仅继续存在着而且日益庞大,似乎已能作为一个主流阶级存在,令人迷惑。因此出现了诸多关于传统马克思阶级概念和当代中间阶级现状的矛盾迷思的新争论,本文即对它们展开综述与评论。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丰富发展

两类矛盾学说是关于认识和处理阶级与阶级、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理论。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要善于调节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将矛盾冲突控制在由一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秩序之内。对两类矛盾处理如何,直接关系到阶级统治能否巩固,社会能     

论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主题转向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史学中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不断受到挑战 ,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在“革命”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从现代化的视角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所经历的社会巨变进行深刻反思 ,弄清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中国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脉络 ,并为中国革命史研究走向深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构架。社会革命是社会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社会革命是指先进阶级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当代西方社会的新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分析——基于卡利尼科斯的阶级理论

相比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当前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领雇员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传统的阶级观念受到了冲击。资产阶级学者借此为工人阶级唱衰歌，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革命的依靠力量产生了质疑。针对此，卡利尼科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工具，指出了当前在阶级概念认识上存在的三种错误倾向，探析了新中间阶级的性质，分析了工人阶级的结构变化和革命性。在卡利尼科斯看来，新中间阶级无法担当社会变革的重任，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可依靠力量。卡利尼科斯对阶级问题的厘析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但也存在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估计过于乐观的问题。     

居延汉简中的雇佣劳动者试析

讨论我国两汉时期的社会性质,分析其经济结构,正确估价社会生产力诸因素在当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探索雇佣劳动者的性质与社会功能,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居延汉简中的雇佣劳动者,是指那些被剥夺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而换取报酬的劳动者,与封建社会末期,在小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逐渐形成为一个阶级的自由劳动者不同,他们和“訾家”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没有“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居延汉简所见,雇佣劳动者,主要是“佣”、“客”、“就”三种人。在对汉代阶级关系及劳动者社会阶级性研究中,一些同志认为汉代的“佣”是“农奴”,“客”是奴隶的一种,这种见解还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在学术界有一定     

赖特的剥削与中间阶级理论评析

赖特1有取舍地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思想与罗默2的剥削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剥削理论。为了解决"中间阶级"的"矛盾定位"问题,他采用三重剥削维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定位分类。这是一种阶级与阶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是他试图将马克思和韦伯两种理论传统结合起来的产物。赖特的尝试出现了逻辑矛盾,呈现出思想的不彻底性,然而这些纰漏也不能抹杀赖特独树一帜的阶级思想在当代阶级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政策的理论依据不容篡改——驳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

杨献珍同志提出“合二而一”论来和“一分为二”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辩证法相对抗,硬说我们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按照他的“合二而一”论来制订的,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严重的歪曲和篡改。党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那就是说,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对客观实际作如实的分析,才能制订出真正符合于革命需要和群众需要的政策。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无不“一分为二”,无不存在着矛盾。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对各个不同时期社会各阶级的矛盾、以及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作科学的分析,才能正确地制订出合乎实际的革命的政策,指导革命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毛泽东同志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切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还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杨献珍同志企图通过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来篡改党的政策的理论依据,以便把我们党的政策歪曲为阶级调和、抹煞阶级斗争的政策,这不能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下面我们就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作一些粗浅的分析,看看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究竟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还是调和主义的“合二而一”论。     

社会认同视域下农民工劳动偏差行为形成机制

农民工劳动偏差行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社会现象,是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劳动权益得不到足够保障的普遍反应。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对千余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Bootstrapping算法,探讨了农民工在劳动场所偏差行为形成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雇佣歧视不仅直接导致农民工偏差行为的出现,而且还通过人际冲突间接引发一些负面行为;自我监控负向调节了雇佣歧视与人际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在雇佣歧视与偏差行为之间显现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即雇佣歧视与自我监控的交互作用通过人际冲突对劳动场所偏差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结合农民工群体特点,应该从削弱雇佣歧视、改善人际关系、提高自我监控能力等方面做出切实有效的努力,以减少农民工劳动场所的偏差行为,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

改革的性质是由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所决定的。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基础上进行的旨在消灭阶级的革命是人类社会中更为深刻的,也是具有最终意义的社会革命。改革就是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实现这一革命任务的基本的革命形式。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最终消灭必须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实现消灭阶级就是要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诸方面造成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社会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基本原理层面所展现出来的核心要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水平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构建了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图景。这种创新性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按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所建立的却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家、按社会性质来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     

新科技革命视野下对“两个必然”的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战后,新科技革命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反映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但是,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与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且并行不悖,社会主义全面实现的社会物质条件渐趋成熟,印证了“两个必然”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