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公民身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不同认知成为新共和主义兴盛的推动力。绘制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同发轫及其在后来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可以廓清其内在紧张。多重传统的内在紧张使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但选择性传承却又为其新生平铺道路。新共和主义者争夺其古典资源的原因在于,固守某种传统模式而无视其发轫的多重性和传承进程中的选择性。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中的公民身份——以德国模式的形成为例

公民身份理论的马歇尔范式背后悬置了英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演化进程.吉登斯的贡献在于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视域完善了马歇尔范式的内在演进逻辑及其关系,但其分析不乏简单化.因而有必要在吉登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两个解释模型,并可通过德国模式的形成加以验证.俾斯麦政府仅发展少量的公民权利和虚假的政治权利,但优先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主导的社会权利.德国模式有效推进了19世纪后期的民族-国家建设,但为后来酿造历史惨剧铺陈了道路.马歌尔-吉登斯范式之英国经验的公民身份三分法及其与民族-国家建设的脉络关系需要加以重新审视.     

公民概念如何通向现代？——一段学术史的考察

在写入现代成文宪法之前,公民概念有一个从中世纪通向现代的学术史历程。中世纪城市对公民的定义很多,大致可分为法条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类。这为公民概念通向现代的两种观念传统铺陈了道路,即绝对主义与共和主义。共和观念的传统在前期以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与哈林顿为代表,后期以法国的狄德罗、孟德斯鸠与卢梭为代表,强调积极参与、公共精神与政治责任;布丹首创的绝对观念传统经格劳修斯改造,由霍布斯推向极致,突出消极服从、权利义务与个体自保。劳尔森、洛克、普芬道夫在二者之间寻求调和。公民概念的两种传统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有不同的汇合方式。法国共和传统的公民经大革命的大众化与民主化洗礼后,最终在宪法上固化为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现代概念。     

君子与公民：寻找中国文明脉络中的秩序主体

君子与公民分别是古今、中西政治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者与捍卫者。从文明复兴的意义讲，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化的复兴；从文明现代化的意义讲，离不开以公民为主体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但是源于法理本位的公民和源于伦理本位的君子，分别基于公私领域二分理念和基于天人关系一体理想，分别强调权利自由和尚德修身，属于不同的历史话语和现代话语，二者存在巨大的差异。那么，儒家的现代性转化和现代公民的建构之间能否搭建起一座桥梁，使之在文明与传统的维度接榫契合，或者存在什么障碍？究竟怎样看待君子理念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在现代公民养成的过程中又如何借鉴传统智慧、趋利避害？     

市民、臣民与选民:现代公民的角色整合与嬗变

为什么公民问题在当今西方学术界成为一门显学?本文把原因归结为,现代公民经过几百年整合与变迁,当今难以继续发挥其角色的原初功效。从中世纪末期开始,新兴市民借用现代公民的角色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欲求,服从传统君主的臣民成为服从国家主权的现代公民,拥有选举权的公民等同于选民。公民—国家关系模式中的现代公民整合市民、臣民与选民的角色性格。随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的市民、遵循安全需求原则的臣民、遵循民主共和原则的选民分别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不同领域中运行,但彼此逐渐出现断裂,导致公民角色的当代式微。对公民-国家关系模式的反思以及对全球新型公民角色的构想汇拢为公民问题的泛起。     

现代与后现代之争视野下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走向

当代西方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激化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争论,但伴随着过去三十多年频繁的社会政治危机,这种争论的激烈程度和主题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政治理论家们在争论中不断调整其立场,从而构成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基本走向。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这种阶段性变迁,对西方政治学界转换理论视野、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三种新政治观的共识与差异

吉登斯、U.贝克与Z.鲍曼构成1990年代以降西方社会理论界的三驾马车,他们分别从解放政治、决策缺陷与秩序追求三个视角达成反思性的共识,即西方现代内蕴的政治悖谬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发凸显,将代之以新的政治形式。他们各自编织生活政治、亚政治和共和政治的新图景。三者在共识基础上的差异形成一种彼此互补性的关联,即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立场、U.贝克的世界主义方法论和Z.鲍曼的后民族国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