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近代刑法观念的裂变：从身份等级到公民平等

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八议”、“官当”、“请”、“减”、“赎”等制度表现了刑法上的身份等级。太平天国运动、清末修律以及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有关公民平等的立法活动，初步确立近代社会中的公民平等。从身份等级到公民平等转变基于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多方面的原因，对加快社会进步和推进民主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民本”与“民主”之间的晚清“民权”观念

晚清思想界,无论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还是激进的共和革命派,在民权观念上都已实现对民本的超越,但形式上却仍保持连接；而对于西方的民主理论,则接受之余亦有隔膜,主要重视国民的参政权,而模糊对待国民社会生活世界的自由权利.这种“民权”观念可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意识现代转型的过渡形式,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史“转型时代”的过渡特征.     

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

梁启超将近代新学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朝向发展的历史必然。他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西学乃近代新学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惟一要素。其三,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然而,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对于"新学"却转向了批判检讨,这恰恰反证着近代新学的时代特性与历史定位绝难等同于西学。     

八宝王郎冷眼看世界

晚清小说家多以小说为武器 ,猛烈抨击政治社会生活的恶现象 ,通过小说发表自己对于政治社会的新思想新学识 ,企望以此惊醒昏暗的政府 ,启蒙沉睡的民族。八宝王郎王睿卿的《冷眼观》就是其中一部。晚清时代 ,内忧外患 ,民族存亡之势迫使有志之士奋发图强。当时先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疾呼改革政治 ,而改革的关键 ,在废除专制 ,代之以民主立宪。改良派革命派都认为 ,民主立宪的成败系之于国民素质之高下 ,提出“政治之善恶 ,常视国民进化之程度为正比例 ,其民为自主独立之民 ,其国即为自主独立之国” ,有了新国民 ,才能有新制度新政府。…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     

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公民观念启蒙

经历先进中国人的探索与实践，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认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启发民众思想，塑造新型人格国民，达到“人的解放”，而启蒙知识精英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个人价值未被发现与承认。于是，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以近代公民精神为诉求，从独立人格、个人权利、法治契约、功利取向、理性思维等方面输入西方公民意识，力图塑造新型人格的国民，承担起变革社会的重任，以达到国强民富的民族主义目标，但近代中国社会无法为公民观念的发育提供有效土壤，启蒙思潮面临外在困境与内在价值矛盾。     

国家的身份设计与社会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个体的元身份史

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国家对社会成员的元身份设计,不仅承载着对个体社会属性和情感归宿的基本界定,而且还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规范以及伦理道德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根本性保证.近代以来,中国个体元身份的具体内容伴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公民”(“国民”)向“人民”再向“公民”的转变,社会秩序也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和态势.当下中国个体的元身份还处于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之中,一种整体性的身份设计策略无疑成为了国家构建理性的重要议题.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阈下,以“人民”和“民族”名义授权的“公民”元身份,能够从当下总体性社会事实中派生出一种基于共同责任和价值观念的组织机制,其核心内涵在于国家的元身份设计与个体在现实层面取得意义上的关联.     

退出-呼吁机制与晚清宪政改革的失败

晚清宪政改革可以视为“中国由传统权威政治开始向近代民主政治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中国谋求政治发展的最早尝试”。晚清宪政改革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革命取代了立宪?本文运用了赫希曼“退出_呼吁机制”理论重新审视晚清宪政改革。     

清末五大臣政治考察的积极成果

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的政治考察是晚清政局中的大事。在晚清十年的“新政”和立宪运动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它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应变历程中是一个重要步骤。五大臣出国政治考察,既不是“走马观花”,也不是“徒览异国风光”,而是富有积极成果的。     

“民约”与“社会契约”究竟有多远——以马君武译介《民约论》为例

在近代中国的特定时空,马君武传输的《民约论》形构了这样的翻译特点:用政治话语进行翻译,在翻译中嵌入了社会政治的场景.由于种种因素的局限,马君武的译作存在一定的缺憾.即以“民约”对译“contrat social”(社会契约)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单是中西方语言的差距,而是“民”之权益与社会空间的距离,更在于个体天职观念有无及其衡量标准的差别,也源于阐释上的逻辑与事实的不同偏好.     

晚清政治变革中“中体”与“西用”关系再议论

“中体”与“西用”关系是重新检讨晚清“中体西用”救亡方案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君主专制、议院与“君臣之纲”、“西用”与儒教三对关系,是“中体”与“西用”关系的焦点.历史地看,君主专制政体与近代社会转型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关键在于统治者的作为；而议院与“君臣之纲”从学理层面看虽然势如水火,但在晚清士人囫囵吞枣式的误解下,曾经委身于“君臣之纲”之下,不具有直接颠覆清廷的力量；西学虽然在消解儒教,但这种消解和冲击不是地震似的瞬间发生即刻完成,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徐徐地”展开.清延并非亡于“中体”与“西用”之间的学理矛盾、逻辑矛盾,而是亡于清廷政事的严重不足.     

当公民身份遭遇女权主义

公民身份是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当公民身份遭遇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公民身份的“性别盲点”和“性别霸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女权主义对公民身份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公民身份的彻底摒弃和颠覆,而是对公民身份的“去蔽化”,是对“去蔽化”后的公民身份进行“改写”和“重构”.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伦理视角下公共政策“公正”的核心价值

公正既是社会制度的伦理基石,也是政策制度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公共政策能否坚持公正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公民的社会平等和公民对政策制度的认同,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个“公正、合理、有序”的社会虽然有赖于全体公民平等独立的人格和严格守法的自律精神,但是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首先是一个制度“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公正”,更需公共政策的完善.     

国民教育、意识形态与身份意识建构——从香港国民教育开展受阻谈起

国民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形式.今天世界各国都给予了公民教育相当程度的重视,把它看作提高国民的国家认同,塑造国民的身份意识的重要途径.现当代哲学、社会学以及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在很多方面说明了国民教育绝非刻意的“洗脑”,而是有着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香港国民教育对于构建港人的国民身份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阻力,正确对策是检视香港国民教育开展工作中的失误,并思考国民教育开展的正确途径和策略.     

论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具有丰富的蕴涵,“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观、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和仁爱万物的伦理准则,和现代生态伦理思想非常契合,特别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实现自然道德和人伦道德的逻辑统一、重精神体验和具体经验的思维方式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

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近代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尽管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系统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但她们通过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一再言说和强化着这一主体身份,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女国民"话语;同时也因对"女权"、"民权"、"天赋人权"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相关话语场的内部形成了富有意义的张力。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