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释氏讲唱与中古小说的关系——以释氏辅教之书的兴起为中心

从民俗佛教和口头传播的角度看,东晋佛教民众化运动过程中佛教徒面向世俗的讲经和唱导活动直接促使了中古释氏辅教之书的兴起,释氏辅教之书在创作主体上有一个由佛教高僧到在家居士再到普通民众的扩大过程。     

古小说“释氏辅教之书”叙事范式探究

基于宣传佛教的需要,古小说＂释氏辅教之书＂集中表现为五种叙事范式,亦即记得道僧尼行传以促进僧传文学建构,叙僧尼与鬼神交锋以彰显佛教徒之神能异术,述人鬼遇合以明因果报应之理,说观世音灵验以诱趋利避害之徒,谈亡魂显形、死而复生以证崇佛之好处。受汉译佛经、佛教义理、本土信仰及其相关宗教活动的综合影响,＂释氏辅教之书＂以佛教灵验为特色的志怪叙事,总体上呈现出程式性、世俗性、交叉性、社会性等特点,最终扩大了佛教在中世民间的影响力。     

隋唐佛教的判教特点分析

隋唐佛教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标志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在中原显示了它多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国化。本文试以隋唐佛教的判教为对象,对隋唐佛教的判教理论所具有的特点,从判教与建宗的一致性,判教思想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判教思想对民众和政治的迎合性,及判教在佛教内部所表现的斗争性四方面加以论述,力求对隋唐佛教的判教有一个更全面的探求。     

颜好释氏教隔离僧俗界——论朱元璋佛教政策之特色

朱元璋的佛教政策,以洪武十四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其佛教政策的主要措施有僧官制度、教僧制度、度牒制度等.朱元璋的佛教政策的特色有三:其一崇奉、抑制、控制并举;其二隔离僧俗、肃正僧界;其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     

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

关于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中印西方学者已提出种种意见。此外，佛教在印度从未成为一统天下的宗教，在与婆罗门教互争雄长的过程中从未获得过压倒性的优势，这是佛教最终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之一；佛教虽然是作为反婆罗门教的“异端”出现，但其主要教义却出自婆罗门教的思想，后在发展过程中为争夺信众又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许多东西，这更成为佛教在印度衰落的重要原因。     

论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及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南方的影响日益增加,名士奉佛的风气日浓.作为东晋南朝社会地位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陈郡谢氏,其家族经历了由天师道世家向奉佛世家转变的历程,佛教信仰绵延不绝,代有其人.他们结交名僧,参与佛教活动并撰写佛教文章,为推动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影响了文学创作,而山水题材诗的出现对南朝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

佛教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外系资源，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于南北朝大放异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此后中国民众的思想世界。因而，探讨此时期的佛教也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认识到，社会中的思想存在着不同层面，以此时期的佛教而言，     

藏汉两种语系佛教的异同分析

藏汉两语系佛教是属于北传佛教的大乘佛教系统,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两者之间的差别比较大,主要表现在两语系佛教的内容、文化背景、哲学思想、判教观、修行方法、实践方法和《大藏经》的编排等几个方面。     

从义和团事件看清末中国民众社会心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进一步公开化和合法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社会地位。中国民众在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展开了反教活动,其中包括了当地士绅的支持。反教后来演变成义和团运动狂热的排外,反映了中西宗教、文化在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抗拒心理和意识危机。     

《中国回族金石录》碑刻资料所见伊斯兰教对儒道佛的评骘

该文以《中国回族金石录》中的碑刻资料为中心,分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对佛道儒的五种态度.比较来说,对佛教既有反对,也有认同;对道教着墨相对最少,仅仅一笔带过;对儒教着墨最多,认同儒教,并且用伊斯兰教教义比附儒家思想.以儒释伊、援儒释伊正是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模仿佛教所用的办法,不过托大其教而已.     

儒家顺应民意思想与教化民众思想的统一

儒家顺应民意思想的根据在于民意与天意的一致;顺应民意的方针有以民为本、富民、均平等。儒家教化民众思想根据在于儒家的性善论,儒家认为人的智力不同,大量的人都需要经过学习即教化方可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教化民众的方针有先富后教、先正己后正人、德主刑辅、有教无类等,教化的目标是让人都成为"仁人"。儒家顺应民意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代表全体民众利益的学说,儒家教化民众思想开启了一条正确的治理人民的道路,为国家提供后备人才。顺应民意是教化民众的前提,教化民众是顺应民意的补充与提高。     

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信仰

佛教圣迹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河湟地区的佛教圣迹主要由佛寺、佛塔和佛教高僧的修行处等构成,这些圣迹不仅在河湟地区随处可见,而且在当地的口传文学中屡被传诵。在民间话语下的这些佛教圣迹无一例外地浸染着神圣、瑰丽、奇幻、灵性、特异等特征,这是表演者的刻意为之,目的是唤起民众对这些佛教圣迹的崇信和景仰。因之,河湟口传文学中的佛教圣迹浸透着浓浓的信仰色彩。     

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对沦陷区的佛教“宣抚”研究——以杭州日华佛教会为个案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利用佛教对沦陷区民众进行“宣抚”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为学者们所关注。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自古以来佛教昌盛。与其他地区的日军随军僧广开宗派进行佛教“宣抚”不同，侵杭日军随军僧虽然也办有分宗，但规模较小，而真正充当“宣抚班”之一的是主动附逆的杭州日华佛教会。该会由不良僧人成元、隆定担任会长，逼迫杭城各寺庙入会，接受日军管理；办理日语学校、难民收容所，假行慈善活动；改造大乘佛教教义，为侵略者招魂，对杭城民众进行佛教“宣抚”。杭州日华佛教会这一个案表明，侵华日军对沦陷区佛教“宣抚”的真相是利用大乘佛教教义和措施消弭沦陷区民众的民族认同和抵抗思想。     

疑伪经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疑伪经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类佛教典籍。在保持传统佛教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疑伪经融合了中国儒家的重要伦理思想以及道教的修行思想,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从佛教疑伪经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佛教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完成了对传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都市佛教”辨析

都市佛教是指以都市寺院为主要活动场所,根据现代都市特点及要求由僧团为主对市民进行佛法弘扬和开展宗教活动的人间佛教。都市佛教不同于都市中的佛教,它是都市中的佛教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它依都市中的佛教而得名,以都市为自己存续的基础空间,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有强烈的整体观念和组织观念,发展目标明确,具有广阔的视野和超前的意识。都市佛教是人间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抑或是大陆人间佛教在当代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佛法在世间的现实版。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构成了大陆人间佛教的全部内容。都市佛教概念提出已经十年,它逐渐成为学者重点关注与研究的对象,并由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随着城镇化的普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关注和研究都市佛教的队伍中来。     

东晋南北朝时期印度来华僧人与汉地佛教

东晋至南北朝时期 ,佛教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社会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对新的佛学理论的接纳、吸收也变得迫切。同时 ,在纷乱的社会状态下 ,南北分裂 ,政权林立 ,为各种佛教学说的四处传播提供了众多的发展可能和机遇。此外 ,中西交通中的南海道也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时印度僧人来华进程高涨且颇具活力 ,形成了“二秦 (长安 )”、“南朝 (建业 )”和“北朝 (洛阳、邺都、长安 )”三个印度僧人活跃的中心时期。印僧一方面集中传译佛经 ,宣弘佛理 ,另一方面又从此三中心而辐射全国 ,影响北及突厥、南涉交州的几乎整个中国地区。     

论吐蕃时期佛教从宫廷到民间的转向

吐蕃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的转向过程。文章从转向前佛教在贵族中受到的礼遇和挫折写起,叙述了这一时期佛教在民间的发展情况以及吐蕃政权瓦解后佛教在民间的兴盛。     

辽代佛教的勃兴与历史作用

佛教在契丹族建立政权以前便受到重视,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以后至辽朝各位皇帝统治时期呈持续发展状态。佛教是辽代统治阶层和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超越以往。辽代的佛教与城市的发展相伴随是辽代佛教勃兴的特点之一,佛寺和佛塔是标志性建筑。对萨满教和佛教的历史作用要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性质予以评价。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行为准则。辽代佛教文化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宝贵财富。     

论佛教的影像化传播———以济公形象探析为个案

历史实际人物“道济”到“济公”形象的演变,反映了民众共通的“心灵真实”,济公形象是在大乘佛教“不二”智慧和禅宗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化土壤中结成的硕果,这一形象已经具备了佛教影像化传播的一些特征.影视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语言道说形式,是一种综合艺术,其表达力和感染力空前,影像已经超越了技术的层面,还具备了本体论的意义.在娱乐化的今天,“影像禅”有可能成为现代参禅的新方式,促进现代佛教的人间化性格.     

西方佛教的现代化略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于南传、汉传、藏传三大佛教传统之外的“西传佛教”逐渐在欧美形成。这种西方化的佛教一开始便伴随着佛教的现代化,可以说佛教的西方化与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西方佛教在民主化、普世主义、文化佛教徒、人间佛教运动等方面体现了佛教的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