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关系:近十年的研究进展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极其重要的结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央对地方的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通过梳理近十年相关研究文献发现,研究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合理界定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运行机制构建等,基本涵盖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上,新理论工具的引入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从国家治理结构转型角度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是一个需要加以开拓的创新空间。     

转型期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 特征、趋势与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协调过程,呈现出良性互动逐渐取代零和博弈、中央权威和地方权限双向增长、地方权限和地方责任同步上升的特征,为今后两者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协调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不过,改革开放所启动的社会转型并未结束,相对于外在环境变动的需要而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也还存在一些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完善分税制相关财政体制、促进中央与地方权力的集分平衡以及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建设是新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是金融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我国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演变来看,地方政府金融权力呈现出的扩张态势、金融权力关系变迁中的政策主导性以及金融权力结构关系的失衡是其主要特征。这与金融发展的地方化趋势、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法律调整的"空缺"有紧密关联。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结构,应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实现中央统一监管下的差异化授权;平衡兼顾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利益诉求,形成权责明确、权责相称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健全完善立法,填补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法律"空缺"。     

论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没有进入一种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无法形成一种制度化、稳定化的利益均衡分配模式。因此必须革除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时缺乏民主、缺乏规范、缺乏地区公平等弊端,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从而建立起新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体制框架。     

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思考

作者提出：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化是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目标与途径。首先，阐述了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含义与基本内容；接着，对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然后探讨了我国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最后又强调指出，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化应从国情出发，逐步进行，不能从理想出发或照搬外国模式。     

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述论

唐朝前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完全没有财政收支自主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要是派遣御史台官员、监察使臣、以他官摄御史出巡进行事后监督。由于财政监督的法制依据比较健全,地方官员的财政违法行为较为少见。肃、代时期,财权严重下移,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监督陷于瘫痪。其后唐朝以实行两税法为契机,建立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依据、监督执行主体、监督范围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论中央调控下的地方政府间合作

改革开放前,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阻隔了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央通过专项政策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维护地方政府间合作秩序,并通过人事变动为地方政府间合作创造条件.但是中央通过政策、法规、人事调整等方式调控地方政府间关系存在不足.从战略高度统一规划,利用政治动机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加强中央仲裁地方政府间争议的能力,避免频繁的人事变动是地方政府间合作持续、稳定的有效途径.     

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总体上可以分为七个历史时期。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总体思路是: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是,由于《立法法》所提供的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方法、划分标准、划分技术等没有能够实现和划分思路较为妥当的衔接,以至于前述划分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思路最终没有得以完全落实。《立法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方法是:对中央的专属立法事项作出列举性规定,对地方的立法事项作出原则性规定,并不作具体的罗列。该种划分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通过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进行划分不太现实,通过《立法法》等法律对其进行划分需要诠释其合宪性问题。     

宋代“学田＂的几个来源

宋代“学田”的来源途径主要有：朝廷的赐予、各级官府的拨付与购置、民众乡绅的捐赠及书院创办者的自置。其中朝廷赐田、官府拨田及购田为官学学田的主要来源途径，而民众乡绅的捐赠及学校自置则为书院学田的主要来源方式。学田的出现，为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宗禄定为永额新考

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实施后宗禄确实大幅削减,但此后宗禄拖欠问题依然长期严峻。正是万历十一年的周府岁禄拖欠问题,直接触发了宗禄定为永额举措的出台。先由钦差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与各抚按及各该亲郡王条议,数年后又经廷议,万历十八年六月明神宗下令将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并辅以其他重要条款。直到万历末年、天启年间,随着明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和持续,天启五年明熹宗下令也将山东、湖广、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宗禄定为永额。宗禄定额举措陆续出台后,宗禄的拖欠依然时有发生。因为明朝宗禄的总额实在太过庞大,加以农业灾荒、地方拖欠等原因的制约。但明朝毕竟在明亡前已经根本控制了各地宗禄的继续增长势头,在宗禄时常拖欠的背景下,宗禄定为永额之举,确实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明朝宗藩的生存危机。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清末民初北京城稳婆合法性述论--以法令与地方档案为例

在明清社会,稳婆拥有服务宫廷、供职官府的职能,她们的存在具有长久的合法性。近代以来,尽管稳婆受到诸多因素的质疑与挑战,但在清末民初的法令条规与地方档案的记载中,北京城的稳婆不仅拥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还受雇于官府、参与办案,这些都表明稳婆延续了自身的合法性。由此可知,在过渡时期,传统女性职业因应时代的局限而继续存在,仍然发挥着原有的历史作用。     

北魏皇族政治体制之考察——以宗室八公为中心

北魏模仿魏晋制度,设三师、二大、三司组成八公,八公官居一品,位高权重,对朝政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身为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后裔的宗室群体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对异姓勋贵构成压倒性优势。宗室八公权倾朝野,威望显赫,制约着王朝政局的走势。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构造和权力特征迥然有异,需要结合当时的形势具体分析。宗室大规模地跻身八公,充分证明北魏皇族政体之客观存在,此乃拓跋部族传统与现实政治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     

岑参贬谪心态论

岑参对被署为虢州长史十分失望,品第虽升,他却认为是“黜官”、“谪宦”。这与时代风尚、家族身世和诗人个性特征密切相关。因此,他“常忽忽不乐”,感到“青云未有期”,陷入了沦落失路之悲中。他艳羡故友和同僚的升迁荣达,对廷阙充满了犬马之恋,希望及早身登青云;同时,为解脱仕途的失意和矛盾,世外之想成为他的心理需求和想象;而虢州幽雅清美的山水景色,给予诗人一份栖息心灵的感性的愉悦和理性的感悟与超越;但诗人以豪迈俊逸的人生意气追求功名富贵的理想,并未因此消减,反而因安史乱起,而具有更为现实和理性的内容。     

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

诏除郎是在制度规定的拜郎之外,由皇帝临时特诏拜除的郎官。东汉官吏荫任子弟为郎非硬性规定的例拜,而是由于皇帝临时性的恩拜或特诏拜除,与西汉的任子制有异;皇帝从上计吏中拜郎与否,也全凭自己一时之兴,"一切之诏",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存在。因而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它的存在使三署中形成了诏除郎与孝廉郎的区分,其背后的根源则来自于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     

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

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反映了儒家学说为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而发生的理论变迁。荀子提出了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政治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制度建设,荀子论述了他的王政和王制的思想。荀子主张尊君,以树立和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又主张以儒家的道统与民本思想为主,建立起对君主的权力与意志的制约机制。     

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

关于明代宗学开始正式设置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通过考证认为,"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皆无法成立。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过程,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然至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得到逐步落实。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