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略论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

考察《从文自传》之中的“身份预设”,不难发现，“乡下人”,便是沈从文对自己所作的“身份预设”。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言之，倘若说20世纪30年代《从文自传》之中的“乡下人”内涵主要是从创作层面出发，针对“城里人”而言的。那么，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则更多是为了凸显自身精神的独特性与思想的边缘性。实际上，这种凸显，恰是这一时期，沈从文对自身思想源头进行了清醒审视之后的直接结果。     

人的命运——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评论史

本文认为,在《静静的顿河》问世的第一阶段(1928年—40年代),苏联评论界对葛利高里毁多于誉,有的批评家甚至将他称为“人民的敌人”。这是由当时文艺思想的大背景决定的。第二阶段(1953年—80年代)肯定葛利高里的意见占了上风,他由“人民的敌人”转而成为“正面英雄”。这反映出苏联文学批评方法和价值观念的转折。实际上,作家有意识忽略了葛利高里的历史伦理价值,突出了其审美价值。     

认知观下预设功能新解与翻译课堂构想

19世纪末,为了更科学地解释语义和逻辑的有关现象,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创造了一个新术语,这就是“预设”。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预设”的有关研究基本局限在静态语句内。认知科学的崛起迅速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语言学家们开始关注其认知规律及其在认知中的功能。在此背景下,以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观为理论框架,探讨了认知文本生成的过程,并据此重新阐述语篇预设的功能。认知观下“预设”的功能新解极大地触发了笔者对目前翻译教学的思考,尝试提出情境式翻译课堂的构想,期望对翻译教学及“预设”理论的充实有些许贡献。     

通才教育·专才教育·高校素质教育

近两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就素质教育问题纷纷著书立文，尤其对“专才教育”、“通过教育”、“素质教育”的关系和差异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文亦就三种“教育”的关系和差异谈一管之见。（－）高等教育的比较认识本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通才教育”思想在世界各国高教领域渐次兴起，它主张大学本科阶段注重普通教育和较宽口径的专业教育。这种“通才教育”思想，在构筑其理论并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与“专才教育”观点多有争论。在我国，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教育改革，引入了“通才教育”思想，相应地在培养通才还是培养专才…     

海南黎族国内研究综述

海南是黎族的主要聚居地,20世纪初至今,海南黎族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纵观国内的学者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40年代,国内黎族研究兴起,对黎族“志”和族源的探讨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以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为主的黎族研究,沿着“志”、“史”两条线索展开;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黎族研究蓬勃发展,多领域、宽视角的民族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20世纪以来中国彝族与日本大和族跨文化比较研究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种种危机：流行疾病、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各种现代化危机的产生，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遍及世 界的“文化寻根”热。作为邻国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寻根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 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随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彝族说”为其中关注的焦点。日本的文化寻根原本是为“日本 人论”寻找源流，在此背景下，出现诸多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为中心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传统文本，通过影像志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未来的新趋势。     

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对“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扬弃,在过去50余年内一直为国内学者们研究。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主要是卞译《哈姆雷特》）研究为特色;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拓展第一阶段研究内容为特点;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国内卞氏译论研究的第三阶段,最具新意的是卞之琳中文诗歌的英文自译研究和卞之琳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     

论现代性的文化危机主题

“文化危机”成为现代性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危机”之说不过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别样表达。这使当代人文学者关注审美研究。危机意识是现代性的出发点 ,也是审美现代性的逻辑预设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基于生物群落视角的中小企业衍生演化发展分析

演化通常是指生物种群与个体性状的演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西方学者逐渐将生物群落的演化应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小企业群落的演化过程经历了“开敞式先锋”群落阶段、“郁闭发育阶段”、郁闭稳定阶段,广州花都狮岭“中国皮具之都”的实证研究表明,该皮具企业群落的发展符合上述演化过程。     

“社会美”范畴的界定

作为中国美学界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社会美”从上世纪40年代提出，经历过大量中国学者的手足胼胝地研究，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审美类型。然而上世纪80年代至今，“社会美”概念的具体范畴在不同学者的理论体系中各有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社会美”范畴理论成果进一步分析。     

“都掌蛮”研究二题——明代“都掌蛮”的构成和消亡

“都掌蛮”研究二题———明代“都掌蛮”的构成和消亡刘复生关键词：明代都掌蛮人民族构成民族消亡自本世纪３０年代中美学者披露四川南部“人悬棺”这一历史疑案以来，对于悬棺主人“都掌蛮”的研究一直是治西南民族史的热门话题，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学者们对“都掌...     

论中国文坛对法国“新小说”的研究简

中国文坛对“新小说派”及其作家作品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取得进展。流派研究的标志是80年代开始出现直接以“法国新小说派”为研究对象的论文。90年代后,学者们更为关注这一流派的艺术观念与表现手法。21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新小说派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如有些文章开始对“新小说派”的技巧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理性总结,有些文章跨越国别、民族对新小说派展开比较研究。中国对新小说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也开始于80年代,至今为止,对“新小说派”四大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中国农村》研究多维透视

《中国农村》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受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农村》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受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国农村》本身与该刊涉及的主办机构、人物、论战等进行了诸多研究。从刊物本身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农村》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的评价”“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研究”“对《中国农村》作者群、编辑理念、封面设计等的探讨”三个方面。从主编《中国农村》的机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研会“成立的原因”“主要成员”“会务问题”“主要活动和贡献”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村派”的研究,从群像看,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中国农村派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性质”“贫困原因”的认知,以及“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是什么”等;从具体成员看,对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千家驹等与《中国农村》的关系及其在农研会的活动有较多的研究。学界对《中国农村》所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改造问题论战研究最早、成果最多。相关研究的主题有“关于农村经济研究方法的争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对梁...     

吴文化研究的新阶段──’97吴文化研讨会概述

由无锡吴学研究所主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华东师大中国史学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协办的“’97吴文化研讨会”于去岁末在锡山市吴文化公园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28个单位的专家、学者55人。研讨会上，专家、学者总结了吴文化研究的现状，并探讨了发展趋势。第一，吴文化研究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王国平教授认为，吴文化研究从助年代起步，解放后逐步进展，特别是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吴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来，吴文化公园逐步建成，成为展示吴文化的载体和…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精华——发扬“首创、创新精神”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晚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晶。他在最后口述的论文中曾指出：“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①这是列宁逝世前对他最后找到的这条建设道路所作的评价和结论。国外从６０年代起，国内学者从８０年代起，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     

略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以“自我”为中心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一般认为,身份预设,是自传书写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无论是自传或是他传,都曾爆发过一场写作热潮。考察这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大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说,这与这一时期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传文创作之中所进行的“身份预设”——往往会以传主之“个性”为焦点,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二战后历史学脉络中的中世国家史研究

日本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世国家史研究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战后初期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中世国家史研究的主题是以幕府为中心考察日本封建国家的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权门体制论”的提出,长久以来盛行的公武对立史观得以克服,中世国家并非仅由武家政权构成的认识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后在批判和继承“权门体制论”的过程中,“东国国家论”成为探究日本中世国家体制的另一重要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幕府为中心的“封建国家论”,到20世纪60年代统一公武的“权门体制论”,再到20世纪70年代重提幕府独立性的“东国国家论”,战后日本的中世国家史研究呈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路径。永原庆二、黑田俊雄和佐藤进一这三位代表性学者,各自在不同时代先后引领了研究潮流,与日本左翼史学国家理论在战后三十年的阶段性发展轨迹相呼应。     

论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预设”与“生成”

目前初中语文教学过度关注“预设”而淡漠了“生成”，这容易导致学生学习自由空间的缩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简化“预设”，而突出教学中的动态“生成”，并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