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阳明学的思想特质及其影响

日本阳明学产生于日本封建社会的完成和解体时期，从其代表人物中江藤树、熊泽藩山、大盐中斋、林罗山及吉田松阴的理论中可以看出，日本阳明学的思想特质在于他们在接受、改造阳明学的过程中凸显并提高了“心”的主体性作用，使之成为批判幕府体制的思想武器。阳明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成为一种思想指导和动力，对日本近代变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论日本明治时期伦理观念的变化及其特征

明治时期是日本国民近代伦理观念的形成时期。它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明治初年到明治20年代初，这一时期伴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欧洲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使日本传统伦理体系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指的是明治20年代，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对欧化主义风潮加以反思的时期，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国粹主义为表现试图向主流社会伦理思潮复归。第三阶段指的是明治30年代，这一时期《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的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伦理观念的形成。     

日本二战后历史学脉络中的中世国家史研究

日本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世国家史研究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战后初期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中世国家史研究的主题是以幕府为中心考察日本封建国家的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权门体制论”的提出,长久以来盛行的公武对立史观得以克服,中世国家并非仅由武家政权构成的认识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后在批判和继承“权门体制论”的过程中,“东国国家论”成为探究日本中世国家体制的另一重要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幕府为中心的“封建国家论”,到20世纪60年代统一公武的“权门体制论”,再到20世纪70年代重提幕府独立性的“东国国家论”,战后日本的中世国家史研究呈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路径。永原庆二、黑田俊雄和佐藤进一这三位代表性学者,各自在不同时代先后引领了研究潮流,与日本左翼史学国家理论在战后三十年的阶段性发展轨迹相呼应。     

20世纪以来中国彝族与日本大和族跨文化比较研究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种种危机：流行疾病、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各种现代化危机的产生，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遍及世 界的“文化寻根”热。作为邻国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寻根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 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随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彝族说”为其中关注的焦点。日本的文化寻根原本是为“日本 人论”寻找源流，在此背景下，出现诸多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为中心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传统文本，通过影像志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未来的新趋势。     

吕柟与阳明学

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吕柟为主要代表的关中学者在面对阳明学的冲击时,仍坚守朱子学的立场,与阳明学者就教人之方、知行先后、格物致知、"修己以敬"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吕柟对阳明学的拒绝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周围及之后的关中学者,从而有效地抵制了阳明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使阳明学在万历中期以前未能取得关中思想的主流地位.     

海南黎族国内研究综述

海南是黎族的主要聚居地,20世纪初至今,海南黎族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纵观国内的学者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40年代,国内黎族研究兴起,对黎族“志”和族源的探讨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以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为主的黎族研究,沿着“志”、“史”两条线索展开;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黎族研究蓬勃发展,多领域、宽视角的民族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日本美学中国化阐释的演进历史

20世纪初至今的百年间，日本美学一直是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自20世纪初的“取径东洋学西洋”到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时期对日本存在主义美学的关注，再到21世纪对日本美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化，虽演绎迁变，历经多次研究范式的转换，但国人始终以自身的阐释方式理解和梳理着日本美学脉络，用中国叙事重构着日本美学资源，在视域融合中阐释着日本美学的中国化历程。梳理中国对日本美学研究的百年历史脉络，把握历史主动，可蹈机握杼了解中国百年社会变迁的演进逻辑，为构建中国美学的历史叙事和展望中国美学的发展前景提供有益参考。     

探寻东亚现代化的动力:内因和外因

“东亚奇迹”的出现使东亚现代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其成功经验引起众多学者的广泛兴趣，作为后发现代化，外部因素成为塑造东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正确理解不同时期内因和外因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克服传统史学研究中内因论和依附理论的外因论的弊病。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20世纪日本神话学的三个里程碑

20世纪的日本神话学走过了从开创到中兴、再到繁荣的百年历史。百年来,日本神话学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树立了三个辉煌的里程碑。随着神话学的百年进程,先后凸现出了三个时期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高木敏雄、松村武雄和大林太良。他们的神话学研究主导地位在当代日本神话学界受到公认和尊重。     

英美赋学的历史分期与特点研究

英美汉学界的赋学研究已有逾百年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时代语境、研究视角、观照维度以及方法路径均不相同.基于此,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初创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发展期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繁荣期四个阶段.梳理这四个阶段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总结英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指明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对于拓宽国内赋学研究视角、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日技术创新模式之比较

众所周知，日本自二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创造了所谓“日本奇迹”。而到了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则以前所未有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发展，创造了所谓的“新经济奇迹”。究其发展原因，从科技层面看，关键是美、日两国各具特色的技术创新模式。     

日韩经济如何演进

走过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辉煌岁月，韩国经济经过了所谓的东亚金融危机一役之后始终未能爬出泥潭，而与其遥相对应的日本也同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经济困境之中。我们从两国高层频繁的政治哗变中看出了那里的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新届政府的厚望，日本与韩国究竟应该如何拯救自己？悬崖边上的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经济实体也是世界第二大发达国家的日本，自从20世纪50年代经济腾飞以来，其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经济模式一直受到世人的关注，二战结束到70年代，日本已稳固成为全球某些制成品的主要生产者，从照相机、电器产品到汽车，“Made inJa…     

管理沟通理论发展阶段略述

根据对管理沟通学有重大促进的观点及理论的提出或书籍的出版为划分依据,将管理沟通学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发展期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管理沟通理论成果进行了概述性评价。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亚阳明学何以必要?

东亚概念不仅有其经济政治意义,更有其人文意义。从东亚特殊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理念中,可以开发出它们在新世纪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如果说阳明学在朝鲜曾遭遇退溪学的全力阻击,但终究使自己立足于非主流社会的话,那么在越南的遭遇则似乎更加无奈,就连立足的机会都未曾出现。惟独在日本,阳明学不仅成功地渗透进主流社会,而且还在其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阳明学在东亚诸国的不同遭遇,不仅充分凸显了阳明学的独特个性,而且证实了东亚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对受容和选择输出国思想文化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所谓"阳明学的东亚方法",在方法论上应是"寓一于多"而非"多而合一";在传播学上应是多元中心论而非一元中心论;在发展论上应是相向并行而非单向而行。     

“东亚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国际学术会议纪要

去年冬,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四位学者应邀赴日本茨城大学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我校与茨大缔结学术交流协定后的首次学术盛会。与会者还有南朝鲜学者、日本学者和其他人士,共一百三十余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东亚传统文化与近代化”。讨论的问题比较集中于儒学在日本和东亚其他一些国家的传播;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近代化进程的影响这两方面。学者们认为,儒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为中国统治者和日本等东亚各国所重视,对这些国家的     

论日本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

自近代以来，东亚国际关系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一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的建立与瓦解；二是以美国为主宰的华会体制的确立与崩溃；三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形成与消亡。三次变革既与国际政治格局不断演变密切相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国力的消长与存亡的较量，日本在其中则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     

20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知识分子

［摘要］知识分子创造知识、传播文化，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他们多从“普世”价值观和理想主义出发来评论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特征早在18世纪的伏尔泰身上就已显现出来。二战以后，法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呈扩大趋势。论文以萨特、阿隆和福科为代表勾勒20世纪下半叶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和意识形态特征。 三位学者都独立不羁，对法国的文化现实深刻地质疑，但萨特和福科属于左翼，阿隆则属于右翼。二战后，法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全球范围内的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回归到主要是监督权力，从事社会批评和捍卫一般意义上的人权这样一个社会角色。 20世纪末叶，大众媒体的扩张，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相对衰减，他们的声音日益被“媒体知识分子”所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