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仪礼》学探析

《仪礼》学经历自宋至明的持续低潮之后,在清代进入极盛时期。因受社会政治剧变的刺激,清初学者就以礼经世展开热烈讨论。顾炎武捍卫《仪礼》的经典地位,率先确认了清代礼制建设的纲领;在《仪礼》考释方面归宗郑学,指明了以朴学为主的经学发展方向;在礼学应用方面弘扬朱学,开辟出融会古今的礼制建设通途。顾炎武以富有独创性的礼学思想,成为清代《仪礼》学的主要奠基者。顾炎武的礼学思想与清廷积极、明智的文化选择多有契合之处,其主要思想观点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显著影响。     

《仪礼古今文疏义》引书考

《仪礼古今文疏义》是清代仪礼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但目前尚无整理本和较好的研究。本文在校理全书的基础上,介绍了《仪礼古今文疏义》的成书过程,并分类研究其引用古籍的情况,提出清代学者引用古籍的理念和现代人有差别,清代学术史研究和当代古籍整理工作应考虑到这种学术范式的差异。可为将来进一步的清代经学和礼学文献的微观研究打下基础,藉此对当代古籍整理范式作一个反思。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俞正燮《仪礼》考据探析

清中期礼学研究的复兴与嘉道时期考据学积弊丛生,成为俞正燮《仪礼》研究的时代背景。如何使考据继续发扬"求道"的治学旨归,并同时使得学术能在与百姓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理欲、情理等诸问题中继续发展,成为俞正燮《仪礼》研究需面对的问题。该文力图通过分析俞正燮《仪礼》研究内容,归纳其研礼特色,探析嘉道时期礼学研究的发展动向。     

姜兆锡《仪礼》学研究探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姜兆锡以问学的博稽群书和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姜兆锡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注意通过博稽群书重构礼经文本,形成了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的独到《仪礼》诠释方式.姜氏《仪礼经传内外编》通过陈述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各种文献记载和说法,总揽了三代以来有关礼制文化的精华篇章,深入探讨了礼经中蕴涵的义理要素内容,以供识礼者酌古今之宜,而并非以考证、辨析为旨趣,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部融义理与礼乐为一炉、力求经史结合的经世致用之作,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朱熹理学对古徽建筑的影响

朱子文集《仪礼释宫》提出营建宫室以宗祠为先，住宅制度之平面布局，立面结构、建房思想以“礼”为中心；房屋定向以“理在气先”之风水观念。 本文以朱子文集《仪礼释宫》内容提出一些有关理学与徽州古民居所反映的一点素材，作为引玉之砖、谨望同仁对“理学与建筑”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朱熹理学对古徽建筑的影响

朱子文集《仪礼释宫》提出营建宫室以宗祠为先，住宅制度之平面布局、立面结构、建房思想以“礼”为中心；房屋定向以“理在气先”之风水观念。 本文以朱子文集《仪礼释宫》内容提出一些有关理学与徽州古民居所反映的一点素材。作为引玉之砖、谨望同仁对“理学与建筑”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仪礼·士昏礼》用雁问题新证

清代一些学者基于鸿雁难以猎获等考虑,认为《仪礼.士昏礼》所记礼物“雁”是指家鹅。这种解释不符合礼书原义和周代礼俗。《仪礼》有“雁”和“舒雁”(鹅)对称之例;汉初婚礼使用鸿雁系上承周礼;周人具备短期饲养鸿雁的能力,下层贵族又多在秋末春初举行婚礼,取用鸿雁并不困难。这三方面事实足以证明《士昏礼》之“雁”本是特指鸿雁。婚礼用雁是在社会高度重视射猎技能和勇武品质的背景下产生的礼俗,“纳采用雁”的原始意义是把鸿雁这种猎物作为求婚者精于射技,具备社会和家庭责任能力的一种象征,汉代及后世学者从鸿雁的生理特性着眼对用雁象征意义的解释均属附会。战国礼书所载用贽等级带有设计成分,依据此种等级得出的“士级婚礼用雁属于临时使用大夫礼仪”的观点不足凭信,婚礼用雁应是周代各级贵族共用的通礼。     

《仪礼正义》略考

清代是《仪礼》研究的顶峰时期，名家辈出，著作众多。其中以绩溪胡培荤的《仪礼正义》影响甚远。文章试就作者生平及该书的成书过程进行略考，结合文章的成书阐述该书的价值和影响。     

论武威汉简《仪礼》分节符号背后的经学内涵

划分仪节是解读《仪礼》的重要方法，武威汉简《仪礼》中遍布各类符号530个，其中大部分符号的作用是划分《仪礼》仪节。汉简《服传》甲本、乙本各类符号位置几乎完全一致，说明汉简符号承载的《仪礼》分节体系是西汉《仪礼》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通行。而汉简通行分节号亦见于东汉熹平石经《仪礼》残石，进一步证明分节是两汉通行的《仪礼》读法。汉简分节与贾公彦、朱熹等后世学者多有共识，但其精细程度远超后人，且较后人更重视等级、礼成、正变等核心礼学要素，反映出西汉经师对《仪礼》用功之深、琢磨之细，从此亦可窥见汉儒重视章句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一时《仪礼》学之盛。当然，汉简分节粗疏之处亦多，其体系性、准确性仍有不及后世经解之处。     

"义理决狱"探析--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要依据

宋代的“义理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运动中的一次升华,是儒家的精神和原则在司法领域内的具体体现。“义理决狱”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司法审判的标准,以调解为手段,以宁人息讼为目的,在调解和息讼中都贯穿着教化的原则。     

唐代啖赵陆的《春秋》学

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的主要思想和特点体现在尊经贬传思想、对尊王思想和义理的阐发、疑传和疑经、会通三传与直寻解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统一 ,构成了他们一致的经学思想 ,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 ,具有经学转向的意义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文见道"是他治经治学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训释要尊重古人、原本经典。"以疑存疑"、"大胆致疑"集中体现了俞樾治经治学的态度与风格。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夏中义的“学统”观念与特性实践

夏中义很早就开始了对学人定位问题的思考，在梁总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启迪下，他提出了“学统”的这一命题，这个颇具现代意识的“学统”观念不仅寄托了他对饱受政治洗礼又受商潮冲击的学术界殷切之心，也寄托了他自身所追求的学术理想。他的阐释道出了“学统”的灵魂，他的实践则促进了“学统”的扎根和光大发扬。     

薛季宣学术思想及其事功特质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发展历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在继承原有的永嘉程学一脉的基础上,注入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内容,他怀疑程朱理学自居正统的“道统之序”说,坚持道器不相分离,主张以经制言事功,经史并重.薛季宣学术思想为永嘉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叶适,指明了与程学分道扬镳的方向,并且对朱熹、陈亮、吕祖谦等人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