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评估--以浙江省宁波市卫星城建设为例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探寻风险致因和风险评估成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分析的主要诉求。在科学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应用三角模糊数对镇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进行评估,并借助浙江省宁波市卫星城建设投融资的具体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风险和投融资平台经营风险带来的影响是最深远和最直接的,而战略风险、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带来的影响较小。对于一级指标下面的二级指标,产生影响较大的有合规性风险、战略实施风险、公司治理风险等。建议地方政府在设立投融资平台时,一应依据地方财政经济状况确定规模;二要加强平台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制度建设;三要建立风险评价和控制机制。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理性均衡视角下“精明增长”的生态逻辑与启示

"精明增长"是一种主张优先生态发展,并在生态均衡基础上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发展模式。从理性均衡的视角,论证"精明增长"的生态均衡逻辑与实现路径。数理分析结论表明,在新常态经济条件下,我国稳定经济增长、维护生态稳定的关键是实现生态直接治理与间接治理间的动态均衡。进一步,利用替代均衡和生态周期性"逆生长"均衡,分别从短期和长期均衡角度分析了"精明增长"下的生态补偿与调整逻辑,并指出为维护我国生态均衡、规避生态陷阱,政府的行政职能应以充当生态补偿的"理性中间人"为基础,力推生态治理逐步实现由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的均衡转变;同时,严控生态均衡的"阶梯式"衰退风险,并在"逆生长"时期逐步实施向生态扶持领域倾斜的救市政策。     

在深化改革中加强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出乎人们的预料,但社会矛盾的凸显也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这种"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社会情势非常值得人们认真反思。主要问题出在强调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同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结构调整这件事抓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针的提法产生的负作用较大,特别是这句话在某些地方政府和利益群体操弄下积累了很多流弊。在我国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基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公平优先、注重效率"的方针比较合适,并通过抓好社会建设,实现创新社会管理的工作,使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走上协调发展轨道。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研究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是中国区域发展版图中的重要一块,也是促进山东半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举措。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互利合作将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国内其他区域内政府间合作相比,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地方政府间合作在作用空间、合作动因、推动力量、合作策略和实现路径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特点。地方政府领导者应着力转变思维、探索规律、树立共赢观念、不断提高合作能力,以促进区域融合,实现协同效应。省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在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合作中起到积极的规划、指导、协调和规范作用。     

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的新解析

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机制,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行动。在新一轮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的背景下,矫正过去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重塑中国经济新动力,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选择。过去地方政府竞争是以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为中心,现在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要通过对统计体系、标准体系、绩效评价、政策体系等方面的创新,以新发展理念修正地方政府竞争的目标函数及其构成。重构高效的纵向治理体系和横向治理体系,是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     

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对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现实背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之举.文章首先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典型化事实,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间的多重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依次选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作为中介变量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展开实证考察,结果发现:一是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但支出规模的增加却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二是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调整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竞争程度的提升在阻碍支出结构优化的同时助推了规模的扩张;三是虽然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却能够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和规模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质量,且间接作用均呈现出抑制效应.     

土地环境违规行政处罚对地区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

土地环境执法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激发土地空间资源的潜在能量，从而有力推动地区绿色发展。土地环境违规行政处罚作为土地环境执法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不断维持着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两者的谐和关系，深刻影响着地区经济绿色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的土地环境违规行政处罚尽管有力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却未能提升地区的绿色生产效率，这反映出地方政府未能有效权衡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关系。欠发达地区通过减少处罚换取增长绩效，发达地区则以过度处罚换取污染治理绩效，二者都没有综合地从治理效率的角度考虑问题。为使治理效率整体上最大化，地方政府一方面应侧重于针对违法事件作出处罚，而非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应完善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调动市县及以下各级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沿用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效率进行解读。通过对政府支出效率、投入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等多维度的度量和测算，发现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的效率在逐步提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支出效率与政府支出结构相关，行政管理费的过高支出不利于政府支出效率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竞争并没有提高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ICOR；同样，制度和基础设施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不明显。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效率的提升贡献要弱于市场化、金融发展等因素。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思路

建设服务型政府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政府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深化各项改革,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廓清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本质。服务型政府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将有限的公共资源优先用于公共服务支出。服务型政府是由法制政府、电子政府和效率政府等结构要素共同支撑的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是公民需求导向型的政府,体现为从“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公民需要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     

中部地区投融资平台融资规模与经济效应分析

以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规模、地方财力综合指数与当地经济总量为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比较中部地区18个中心城市及主要城市在2009—2013年间的投融资平台规模对地方经济增长影响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在加快发展区域金融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框架内,不同发展梯度上的城市实施差别化的经济发展战略,防范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并充分发挥地方投融资模式创新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水平提高,将有利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试述完善国有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

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实际上被纳入了行政管理体系,造成多级代理和公司经营目标的偏离,削弱了经营效率。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变迁表明,分散化股权有利于提高效率,提高筹集资本的能力和分散风险。为解决股权分散带来的代理问题,需要实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国有保险公司的治理路径,应充分考虑到外部环境的改善,把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最后,本文提出了具体的治理途径。     

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工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确立为新时期我党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这对战略谋划社会工作在新时期的历史方位、实现方式与发展路径具有重大意义。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要坚守社会工作处于初级阶段的战略判断,把握中国特色方向,突出服务体系建设与服务能力提升两大重点,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强化服务困境人群、服务社会建设、服务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与党的建设三方面职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参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当前,扎实推进社会工作,需要重点抓好制度设计、主体培育、资源整合和环境营造。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共享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及实现路径——基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

共享发展理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发展于效率和公平间的动态博弈,是"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路径。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致力于洞悉现代性风险,其理论观点对共享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研究颇有启迪。在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零和博弈"思维、"断裂社会"、政府单一治理模式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从文化、物质等各大层面阻碍共享发展的实现。对此,我们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以社会公正价值观重塑"正和博弈"思维,以"圆桌会议"模式搭建共建共享格局,以风险共担机制守住共享发展的底线。     

PDCA视域下的廉政制度建设风险管理研究

廉政风险预警和防控工作是将风险理论和PDCA理论引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为高校廉政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在高端设计上应将风险预警和防控管理与高校治理结构的变革、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结合;建立教育学习制度、风险防范监督制度及风险防范工作考核评价制度等配套制度体系,发挥制度功效;并通过强化使命与责任,营造制度文化氛围,为廉政风险预警与防控制度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转变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县域经济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现阶段,我国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旧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资金、人力、物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提高产量或产值的经济增长,与国家提出的发展集约型经济,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总体目标相背离,存在地方政府引导失误。笔者剖析了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成因,并从地方政府治理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部分对策与措施。     

论网络舆情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

在网络政治时代,网络舆情已成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巨大挑战,也能为消除地方公信力危机提供契机和支持,进而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网络舆情背景下地方政府守旧行政思维、政府信息公开不足和不及时、政府回应性不足和腐败不断滋生造成的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提出需要转变行政思维和理念,规范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及时行政问责,建设责任政府,正确对待网络监督,完善监督体系,使网络舆情能为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服务。     

精英谋利、村社托底与地方政府行为：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的双重逻辑

在当前农业经营体系调整过程中,地方政府基于制度创新驱动、农业治理考量、政绩思维诱导等多方面动机,积极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转型,通过资金、项目、技术、政策多维扶持政策帮扶新型经营主体。而作为地方治理创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此背景下呈现出两种发展逻辑：一种是由资本、大户等经济精英主导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社,另一种是迫于政府压力,为了完成行政任务而由政治精英成立并承担兜底职能的合作社,从而产生的社会后果是精英谋利、村社托底、土地股份合作社背离其制度设计初衷。不仅不利于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排挤了小农利益,还增加了农业经营风险、威胁粮食安全。     

我国区域政治发展研究:理论与问题

我国区域经济和政治发展遵循区域整合的发展路径 ,这需要区域政治发展在地方政府的能力、区域发展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规则以及民众的政治参与等方面提供区域整合发展所需的政治资源和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 ,探讨我国区域政治发展的内容、前提、约束条件以及应注意的问题 ,这些也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