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

清初对台湾统一问题的重视,使清王朝对海神妈祖赋予了极大关注与推崇,并于康熙十九年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后,更随着对台统治、琉球外交与漕运等国家大事对天妃神灵的依赖,清廷对她一再加封,并多次御赐匾额。雍正十一年后,天后还纳入各省沿江河地方祀典,享春秋二祭。嘉庆二十二年在都城建成国家性质庙宇,由中央朝廷派遣圆明园官员定期祭祀。祭祀规格上,取少牢之祭,行“三跪九叩”礼,配有简单乐舞。有清一代,共加封妈祖十五六次之多,封号多达62字,这对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民间神来说,是极大的褒宠。     

论清代祭典制度

清朝定鼎中原后大量吸收中原传统的祭祀文化,并且保留了满族固有的祭祀特点,使其形成一整套祭祀制度。其中的大祭、中祭、群祭,包括:祭天地,祈谷,雩祭,祭太庙,祭社稷,祭孔子,祭天神,地祇,太岁,祭日月,祭历代帝王,祭先农,祭先蚕,祭关帝,祭文昌帝君,祭先医、贤良、昭忠等。堂子祭天包括:元旦拜天礼,出征凯旋拜天礼,月祭拜天礼,立杆大祭礼,浴佛祭天礼,马祭等。祭祖陵是清朝礼制中的重要内容。家祭包括:皇帝家祭,亲王世子、郡王家祭,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品官家祭,庶士家祭,庶人家祭等。     

祭、赛搭台 戏曲培栽——关于中日韩民俗演艺的保护与研究

我国戏曲艺术是以由祭仪到巫觋、坛班或赛班为重要载体而培栽、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娱乐剧已经较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也时常还要依靠祭祀剧而取得演出、发展的最好条件.由祭仪、祭祀剧而孕育出戏曲的发展经历,有着五个阶段.(一)"变相条祀"阶段.(二)具有戏剧化属性的祭祀形式阶段.(三)"亦祭变戏","祭"、"戏"难分的阶段.(四)"含有祭祀法事因素的‘戏剧"阶段.(五)完全将祭祀纳入"戏剧"轨道的阶段.所以应将研究祭祀剧、观赏性戏剧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携手并进,提上议事日程,作重点的突进.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

妈祖作为民间神,在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朝廷赐额封号方面,明永乐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祀典等级方面,洪武初已规范国家祀典,妈祖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纳入朝廷祀典的“名山大川”之类,由地方官祭祀,永乐初妈祖正式纳入明代朝廷京都祀典,并至少保持至万历间;在祭祀规格方面,在都城建有国家等级庙宇,由朝廷每年定期遣太常寺官致祭,祭祀时配有乐舞。明代对天妃的官方祭祀活动除朝廷祀典与地方祀典之祭外,还包括了卫所官兵、外遣使臣的祭祀活动。     

清代乡饮酒礼的社会轨迹

清代乡饮酒礼是官员与民间精英合作起来,彰显朝廷儒礼治国理念的社会教化礼。其中,州县乡饮是官方扩展政治资源的平台,地方官选择齿德财势俱佳之人作为乡饮宾介,以假他们的实力来协办乡村社会纷繁杂芜的事务。里社乡饮则与保甲、乡约、宗族等乡民自治体系相配合而发挥教化作用,一道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在乡饮礼执行过程中,地方出现的无故停废乡饮,仪轨混乱,乡饮宾不得其人等反常现象,削弱了乡饮礼既定的社会作用。晚清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和财政压力,乡饮酒礼不再强制执行,它因此在一些地方由国家礼法演变成民间礼俗。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论西周乡饮酒礼的音乐形态及其受众审美体验

乡饮酒礼是西周社会比较典型且极具影响的典礼之一。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行礼体现等级制度。乡饮酒礼中的音乐演出具有严格的流程编排,每部分的表演形式和演唱(奏)曲目都蕴含了丰富的教化意义,充分反映了西周统治阶级的治世宗旨。西周乡饮酒礼中的音乐形态及"宴饮诗"中鲜明的等级差异,既展现了当时大众的心理审美体验,也反映出乡饮酒礼、音乐、阶级统治三者之间的精妙关联。     

以礼致序 以乐致和: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基于《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的分析

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一种以宾贤、敬老、无讼为宗旨,融合礼教、乐教、诗教于一体的礼仪制度。在分析南宋士大夫胡颖《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一文的基础上,揭示了乡饮酒礼以礼致序,以乐致和的思想基础,其既调整外在行为又调整内在思想的社会综合控制模式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

传世文献中,关于祭、祀、祷、祠、祭祀、祷祠等用语和礼法,都有明确规定。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而祷祠则是"非常之祭",即散祭,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祭祀的规格高于祷祠。祷是为了解除灾难,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楚简所见的宗教活动中,有固定的"祭祀"行为,而不仅仅只有"祷祠"。楚简中的"内斋"和"野斋",与儒家祭礼中的"致斋"和"散斋"可以对应。所以,将楚地出土的这类简牍命名为"卜筮祭祷简"比较合适。通过楚简、秦简和汉简中关于祭祀、祷祠的用词频率统计,可以分析出,秦人的"祠"就是礼制中的祭祀。此前学者将秦人的"祠"与"祭"对立起来,并由之引申出秦人重实用、重政治,楚人重巫鬼、重祭祀的结论,并无根据。     

论乡饮酒礼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

乡饮酒礼乃大司徒所积极推行而深入民间的＂十二教＂之一,其旨在于教导百姓谦让不争的良好美德,对于大众生活之影响以及社会风气之凝塑都极为密切,故而本文特别以乡饮酒礼为对象,讨论其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此礼之主要过程,包含正礼、旅酬以及第二天的宾拜谢主人、主人慰劳司正等后续发展三部分,本文将以此三大过程为讨论范围,讨论其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本文之进行,首先论述为文之动机、目的与讨论之范围;其次,概述乡饮酒礼的四种类型与意义;再其次,则透过乡饮酒礼正礼中五步骤使用诗乐之情形,探讨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然后,则论述旅酬以及无算爵与乐的阶段,其所用之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继此之后,再讨论典礼后续余波部分的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最后,则提出乡饮酒的饮食之礼,藉由诗乐等文学艺术活动之熏陶,而达到催生礼乐社会之功能的结论。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论太和莲神庙会的起源与祭祀——江西广昌莲神庙会调研之三

广昌莲农对莲神崇拜的起源,主要有三说:一是天神救莲说,二是社公演化说,三是江南荷花生日古俗说。太和莲神的祭祀形式也可分为闰年祭、年节祭和夏祭三大类,其中夏祭又包括神殿客祭、娱神文祭、游神轮祭、庙市公祭等方面。太和莲神祭祀的特色与功能主要体现在:具有农事季节性与原始宗教的遗风;既有排他性,也有包容性;其庙会文化融娱神、娱人和莲贸活动为一体;莲神太子庙会扮演了组织角色。     

“季路问事鬼神”章或解——基于孝的考察

对于《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章，历来人们一般从生死观的角度去诠解，此章其实还可从孝的角度加以阐释。孝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孝在当时有三层含义：一是侍奉活人，二是埋葬死者，三是祭祀鬼神；也即《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章孔子所说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问的是如何“祭之以礼”;“敢问死”,问的是如何“葬之以礼”。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强调的都是要“生，事之以礼”,即把行孝的重心放在侍奉活人即在世的父母身上。     

关于建立国家祭祀制度的刍议

在每种文化系统中,都必然有若干标志性对象作为其象征和代表,国家祭祀就是对这些对象的推崇强化。建立我国当代国家祭祀制度是新型民族文化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迫切需要,是凝聚海内外华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迫切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引导、规范民间、地方祭祀的迫切需要。所谓国家祭祀,是由中央政府主持、组织、操控的,以祭祀民族文化的象征性、代表性对象为内容的,以尊崇、弘扬民族文化核心内容、价值为目的、宗旨的大型文化活动。当代国家祭祀的祭祀目的应该是一是尊崇,即对自然规律、人类正义、社会法则的尊崇敬畏,对民族始祖、民族文化、民族英杰的尊崇敬仰,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承传弘扬;二是纪念,即对民族始祖的代表,对民族文化、教育的代表,对民族英杰的追怀纪念;三首祈福,即对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愿望的表达。当代国家祭祀制度应该由天地祭祀、黄帝祭祀、孔子祭祀、英杰祭祀构成,可分为大祭、小祭、岁祭、参拜四种祭式。     

明代科举宾兴考述

明代科举宾兴是清代科举宾兴的直接发展源头。在明代初年,宾兴礼第一次与乡饮酒礼分离,成为府州县一级的科举送别及庆贺典礼。明代地方科举经费预算为宾兴礼的举行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地方社会中,官府拨款及民间捐款设立的社会公益助考基金首次以＂宾兴＂命名,它们尽管在全国各地尚不普遍,但却为清代科举宾兴的普遍设立提供了最佳借鉴对象。     

“春秋谕祭”与民间“醮仪”——明清佛山北帝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祭祀北帝的国家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仪式隆重,规模壮观,是佛山上层士绅的特权,而民间酬神谢恩的"醮仪"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祭祀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与神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官祀与私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佛山地方社会的整合。     

“正歌”“无算乐”的正变与《诗经》的编订

礼书中记录的诗名与今本<诗经>不少对不上号,<肆夏>等组诗<诗经>也未收录.礼经中<大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涉及正歌和无算乐,四礼都是合乐性质,由享礼、燕礼、陔礼构成.具体地说,飨礼从升歌奏乐开始,然后是燕礼,最后奏<陔>为终礼,表示警示与送别.燕礼又分为规定爵与无算爵,至卒爵以后才是无算乐.<仪礼>产生于战国时期,正歌和无算乐的仪注叙述的文献根据来源为大雅的<既醉>和<行苇>.由这些记录我们知道,诗礼乐在两周期间经过多次补充调整,最后形成现在的<诗经>.正歌和无算乐之说是后人解读之语,二者本随时调整正变,类似于正乐和散乐转换,具有动态特征,而这正是<诗经>编定前的形成与转型的不二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