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的《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

洪兴祖的《天问》注释特点,主要在校勘异文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来补王逸注释的未备或模糊之处,或说明句子的转折、承接关系和内在联系,或对《天问》的旨意作进一步阐发;其不足主要是对一些难解或无法解释之字句强作训释。朱熹的《天问》注释特点,一是体例上的变化,二是在集王、洪字词注释于一体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见解,三是以哲学中的理、气说对章旨作义理上的阐释。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主要是在疏通柳宗元《天对》难解字词的基础上,纠正和补充前人的偏颇、失误之处;但其明显的不足,也是因受《天对》影响较深而沿袭了其中的一些讹误。     

《天问》探真

《天问》探真周禾《天问》是说不尽的。这不仅在于它的句读艰深，神话传说的本事难寻，错简严重，而且更在于有两个不同的《天问》，即屈原心目中的《天问》和后来的人们所理解的《天问》。历史以巨大的时间跨度留给了昨天。今天的人们一方面创造新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必然...     

《天问》中昆仑神话新释

《天问》一诗,从"昆仑县圃"到"乌焉解羽"一段内容,并非多个异闻传说的组合,而是属于一个共同体——昆仑神话。将《天问》中的昆仑神话与《山海经》和《淮南子》等书的相关记载相比较,并逐句释读,可揭示《天问》中昆仑神话的真正面貌。在此基础上研究《天问》的结构,发现《天问》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应划分为问天、问地、问昆仑三个段落,其结构整饬,极有条理。     

冷峻与热烈的辩证统一──三论《天问》的艺术成就

这是《天问》艺术成就研究系列论文之三.文章从《天问》的创作心理、思想内容、情感抒发、审美特色等方面着眼,论述了《天问》具有冷峻与热烈辩证统一的艺术特色.《天问》自始至终的170个诘问是冷峻的,然而诗中呈现的作者的表象活动却非常热烈;《天问》全诗充满着屈原对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的冷静的理性思考,但全诗的情感抒发则十分热烈.     

释《天问》之"天"

《天问》开头有关“天”的追问是理解这首诗歌的关键。笔者认为 ,《天问》有关“天”的追问是对楚国远祖及其光辉历史功绩的追忆 ,其中涉及的楚国远祖有颛顼、重黎和羲和等 ,涉及的历史事件有“开天辟地”、“东南何亏”和“历象日月”等。     

破解屈原《天问》疑团的新探索

屈原的《天问》是一首异常奇特的古诗,诗中有许多疑团至今未能解开。在分析古今学者研究《天问》的历史和现状之基础上,采用新思路和新方法来研究《天问》,通过辨析《天问》特异性,弄清屈原作《天问》的真实意图,重新诠释《天问》题义和主题思想,破解《天问》中的一些千古疑团。     

《天问》是楚民族问歌体创世史诗——从藏族《世巴问答歌》看《天问》的文体性质

《天问》犹如藏民族《世巴问答歌》,是在神事活动中形成的楚民族的问歌体创世史诗,属于巫史文献的范畴。屈原是其传承者、整理者和传播者。由于祠庙壁画与《天问》内容基本相同,屈原把《天问》的问歌部分写在壁画上,又由于《天问》问和答的句式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没必要写出答的部分,造成《天问》有问无答的假象。楚公室之人将其抄录、传唱,崇为经典,使文本形式的《天问》得以传世。《天问》是创世史诗,其连环式结构使《天问》整体结构"井井有条",而具体叙事偶或"文义不次",因而被后世以"错简"论之。     

《天问》问句探

自汉迄今,人们对屈原《天问》的研究,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论著之多,不可尽述。其中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毛奇龄的《天问补注》、丁晏的《天问笺》和游国恩主编的《天问纂义》等,颇能代表前人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专著虽然大都偏重于考订、诠释和评判,但到目前为止,恐怕很少有人走出他们所开拓的范围。本文当然不敢说是另辟蹊径,然而从问句这个“细胞”入手,却应该说是过去被人们所忽略了的一个角度。笔者试图解剖,去认识这首诗的句型和语意之间的对应规律,从中找出这种问句体文学的语言特点和艺术风格,并通过中外原始文化的广泛比较,进而探索这种特殊文体赖以产生的基础。     

《天问》解题

一、天问与天对《天问》在屈原赋中自是一篇奇作,读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它牵涉的问题极为广大,凡宇宙起源、自然界现象以及神话传说、历史各方面,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即从史前远古一直问到作者的当代。其中有好些是怪问,连我们现代人听了也要瞠目咋舌,却不能说它是愚问。倘若玩索它的寄托深微,倒还要佩服发问者的大智慧,称他是大思想家,至少得把他和他同时略相先后的邹衍、黄缭、惠施、庄周(《庄子·天运篇》、《天下篇》)一流的思想家同样看待。尽管你博学大哲,每一问都有对,总不免有些是多余的愚对,何况所对     

从内证探索《天问》的著作期

《天问》是屈赋中的重要作品,诡奇难解。之所以难解,或如清代学者蒋骥所说:“屈子之文,本皆平易正大,《天问》亦然。间有艰深佶屈之言,乃当时故实。……或间有错简讹字,故使人难晓。”(《楚辞余论·天问》)但是,《天问》在屈赋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燃烧着诗人屈原炽热的激情,突现着诗人怀疑、批判旧传统的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它是一曲不同凡响的高亢的战歌。鲁迅先生相当推重《天问》,谓其“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这种评价,无疑是正确的。     

《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

《论语》中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孔子对“天”的态度已经明晰,他对其神秘性“敬而远之”,对其神圣性则“敬而行之”,体现在天人关系上,则隐含了多层次的“天人合一”思想意蕴,具体包含“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逻辑层次。在“天意人承”层次中,天是外在于人生命活动的神秘之天;“天启人合”层次中,人与天的神圣之德相合;“天命人成”层次中,神圣的天与人之间双向印证、双向成就。三个逻辑层次在文本中相融相就,为后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基础。经过后世儒者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并成就了今天中国担当精神的风貌,兼具理性积极的担当之勇、全面兼顾的担当之智、自觉自愿的担当之乐。     

中古文论中的“则天”思想

中古文论中有较明显的“则天”思想,这突出体现在论证过程和论证标准两方面。在论述过程中,不主要依靠逻辑推理,而是将所论内容与天象建立联系,通过证明自己的观点与自然界中的客观物象相符,来证明人事行为是“则天”而来,所以合理而不容置疑。在论证标准上,以是否符合天象或“与天互感”来判断作品优劣,能够“动天地,感鬼神”的作品是最好的作品。“法圣”和“宗经”都是“则天”的中间环节,因为圣人“则天”,而“经”又是圣人之言。这是古代“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在我国文论中的体现。     

略论老庄的“天人观”及其哲学意义─—兼与高晨阳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老庄道家的“天人观”，是其宇宙观（“天人相分”）、认知观（“天地之道”），在价值现上的综合体现，“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一个终极性命题。文章在揭示“天人合一”而致“均衡和谐”的多重多向结构的同时，着重阐述了老庄道家由认知“真”（“天”）、践行“善”（“人”）、乃至实现“美”（“和谐”）的内在逻辑与哲学理路。     

原始儒家为什么不论天道?

孔子罕言天道。孟子几乎不提天道。荀子主张远离天道。在原始儒家那里,天的内涵有二,即自然之天和本然之天。前者指苍苍之天空。后者指天生之本性。古人以为天等自然事物有生命。天故有神。遥远的天空因此具有神秘性。“绝地天通”后,儒家接受了天人相分的观点,以为天人不同、天道不影响人道。远离天道、不迷信天道的最终目的是崇人道、尽人事。勿信天、远天道及重人道才是原始儒家鲜论天道的原因。     

胡宏天道观刍议

宋明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始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资源。胡宏在继承儒家传统天道观的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了诚、仁的价值学说,并赋予天道本体真实的价值内涵。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宏的天道观遵循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演德的传统,在天人贯通的形而上构建中继承和发扬了《易传》和《中庸》的思想,提出以道论天、以“诚”、“仁”说天道,进而创建出颇具特色、富有价值的天人合构模式。     

论西南少数民族的天人观及其现代价值

天人关系不仅是汉文化系统的主要问题,也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思想所具有的内涵之一。西南少数民族先民对天与人有着丰富的认识,在天人关系上表现为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内涵,而且具有宗教神学的意蕴,为西南少数民族的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的宇宙图式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观的主旨是相一致的。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天人观的探讨,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西南少数民族思想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为现代社会的生态保护、养生理念、人生境界等方面提供了文化资源与借鉴,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     

心性本不二--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论儒家"性"论之特征

在儒家正统哲学中,"性"作为人得以成立之依据,乃是天赋的.这也可以表述为"性善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贡献在于,它论证了人性(天性)之实践环节在"心"上,由此形成"心性不二"的天-人关系框架.突出"心"之本体地位,"人道"内在同一于"天道",对"天道"的追求也实践地落实为人道追求;但另一方面,人道实践乃是天道实现的环节,又深刻地区别于"人类中心"的泥淖,从而有助于建立天-人,人-物的合宜关系.     

天人观视野下的孟荀人性论之争

孟子、荀子间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源自天人观上的分歧。孟子之天人合一乃个体的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荀子之天人相分为群体的人与自然之天的分离。孟子以心善言性善,认为性在心中;荀子以欲望为人性,认为性在身。在孟子,天人因道德而合一;在荀子,天人因道德而相分。     

人性的"天"与天理的"人"

董仲舒对"人"的认识始终是建立在对"天"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人"是天之子,是禀受"天理"的,"天"是人性的天;"天"虽然至高无上,但"人"却脱离了物的地位,成为董仲舒"天""人"二元统治思想的一端.天道人道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是融通一致的,人人皆需循天道循人道;天道的核心是阴阳,人道的核心是德刑;循道必须止于一中,中即是忠.是董仲舒真正使"人"成为"统治"的基本要素,实现了"人"与物的真正分离.     

李栗谷天人观研究——以人的命运问题为中心

李栗谷在对天、命观的研究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思考了人性命运的问题。他以圣人与天的经历为基础,力图把传统的重要经典联成一个整体,证明了天与人,天道与人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天与道遥相呼应,人对于人性有积极作用;人所应循之道是通过圣人来传递的,圣人与天相通。另外,在关于命运的看法上,儒学和基督教的观点体现出更多的互补性,而不是相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