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吕大临“虚而诚”的天道观

天道观是宋明理学的焦点问题,吕大临是“关洛之间”的重要人物,他在继承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天道观理论,并以“虚而诚”来表达对“天道”这一形上本体的体认。一方面,吕大临以“虚”和“诚”来形容天道无形而实有的特征,展现出天道的超越性、客观实在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另一方面,吕大临更加强调“诚”的价值,指出“诚者,理之实”,并且认为天道是“致一而不可易”之“诚者”。由此可见,在吕大临天道观理论中,“诚”即为天道,并且具备了“至诚不息”之宇宙本体论意义。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中的仁论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论》把道德理论建基于人类的同感（sympathy）,这种诉诸自然人情而非抽象理性的取向与儒家仁论非常相似。有学者指出,亚当斯密可能受到孟子的影响,但未详言。以亚当·斯密的学术交游为始点,探讨书中论点与儒家仁论的会通,涉及以下各点：同感(仁)、推己及人、以自然感情作道德标准、应然义的“人”、无待于外的内在价值、天道、普世价值等。
      

孔子与“文革”

“文革”的反传统众所周知,何以如此学界却众说纷芸。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选取大同理想、内圣外王、圣人崇拜、《大学》之道、《春秋》立法与“文革”的革命旨向、思想话语、个人崇拜、新人模式、以史代法作相应的比较分析,可显明地看出传统儒家与十年“文革”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表面上是反传统,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在现代最大规模的外王实践。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该文分别从国家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治理方式、治理者的道德与责任等角度,论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结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思考了儒家“治道”思想的现代意义。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治道”资源及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拓深的课题。     

从“后汉三贤”的天道观看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萌发

"后汉三贤"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在各自著作《论衡》、《潜夫论》及《昌言》中都有关于"天道"的精辟论述。王充指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将人从天人感应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王符主张"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强调人之调和阴阳、和谐治道的作用;仲长统进一步提出"天道为末,人事为本"的观点,突显个体价值。三者天道观的历时演变轨迹正是东汉一代士人思想解放、自我意识萌发的过程,其中有对前朝"天人感应"言论的承继,亦透露出后世玄学思想的新动向,并映射出后汉一代士人欲突破天命、寻求个体价值的不懈努力。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

朱子理学美学人格美育在继承儒家仁学化育思想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发展,其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命题,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游于艺”;其化育之方则表现为“学”、“践”、“养”、“化”等基本范畴。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原始儒家为什么不论天道?

孔子罕言天道。孟子几乎不提天道。荀子主张远离天道。在原始儒家那里,天的内涵有二,即自然之天和本然之天。前者指苍苍之天空。后者指天生之本性。古人以为天等自然事物有生命。天故有神。遥远的天空因此具有神秘性。“绝地天通”后,儒家接受了天人相分的观点,以为天人不同、天道不影响人道。远离天道、不迷信天道的最终目的是崇人道、尽人事。勿信天、远天道及重人道才是原始儒家鲜论天道的原因。     

李栗谷天人观研究——以人的命运问题为中心

李栗谷在对天、命观的研究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思考了人性命运的问题。他以圣人与天的经历为基础,力图把传统的重要经典联成一个整体,证明了天与人,天道与人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天与道遥相呼应,人对于人性有积极作用;人所应循之道是通过圣人来传递的,圣人与天相通。另外,在关于命运的看法上,儒学和基督教的观点体现出更多的互补性,而不是相异性。     

论西南少数民族的天人观及其现代价值

天人关系不仅是汉文化系统的主要问题,也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思想所具有的内涵之一。西南少数民族先民对天与人有着丰富的认识,在天人关系上表现为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内涵,而且具有宗教神学的意蕴,为西南少数民族的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的宇宙图式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观的主旨是相一致的。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天人观的探讨,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西南少数民族思想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为现代社会的生态保护、养生理念、人生境界等方面提供了文化资源与借鉴,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     

原始儒学“天人观”中的人文思想

“天人观”是原始儒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涉及群己关系、力命关系、义利关系等。原始儒学在“天人观”上的一个重大转向,就是从商周宗教意义的“神学”到人本取向的“人学”的转化,延续并发展了周初出现的“人文精神”。在“人文精神”背景下,原始儒学“天人现”中还蕴涵了民本思想、平等观念、生态伦理等现代精神以及人格修养境界理论等。这些都是儒学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关键。     

解构与重建:儒家生态伦理的困境及反思简

儒家生态理论思想对于传统儒家学说具有解构和重建的双重意义,这主要体现为：解构由天到人的德性生成模式,反向建构生态伦理的生生之德;解构“天”与“人”形上合一的模式,重建“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宇宙观;以差等之爱建构有限度的一体之仁观,解构“仁”与“欲”的现实紧张。儒家生态伦理的建构不是断章取义后的意义串联,对之保持反思是使其更具有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意义的前提。     

《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

《论语》中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孔子对“天”的态度已经明晰,他对其神秘性“敬而远之”,对其神圣性则“敬而行之”,体现在天人关系上,则隐含了多层次的“天人合一”思想意蕴,具体包含“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逻辑层次。在“天意人承”层次中,天是外在于人生命活动的神秘之天;“天启人合”层次中,人与天的神圣之德相合;“天命人成”层次中,神圣的天与人之间双向印证、双向成就。三个逻辑层次在文本中相融相就,为后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基础。经过后世儒者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并成就了今天中国担当精神的风貌,兼具理性积极的担当之勇、全面兼顾的担当之智、自觉自愿的担当之乐。     

再论天人合一是否为儒家所独有?——兼与林安梧教授对话

笔者结合与林安梧教授的对话及以前的拙文,再次探讨天人合一是否为儒家所独有的问题。林文及许多同类文章的问题是缺乏对“天人合一”等相关术语和概念进行精确的界定,笔者对此进行补阕之后,首先分析了林文作为探讨天人合一理论背景的“绝对一神论”与“万有在道论”、“连续型”和“断裂型”理性的优点之余，特别指出其列出太多特质而缺乏论证及过分依赖人的主体性的局限和方法论的不足。然后，从过去本然、现在实然和未来应然的层面分析论证了天人合一并非为儒家所独有的观点。     

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性

从儒学义理内涵看，儒学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儒教为“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又是“儒教”，仁心本性为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根源。从祭祀礼仪制度层面看，“三祭”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重对神的报恩。天地、祖先、圣贤的图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自然与历史秩序之中，可使人超越当前现实世界，又可使心灵不陷溺于对超世的想象中，实现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在纯宗教心灵观照下的不脱节。因此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     

略论老庄的“天人观”及其哲学意义─—兼与高晨阳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老庄道家的“天人观”，是其宇宙观（“天人相分”）、认知观（“天地之道”），在价值现上的综合体现，“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一个终极性命题。文章在揭示“天人合一”而致“均衡和谐”的多重多向结构的同时，着重阐述了老庄道家由认知“真”（“天”）、践行“善”（“人”）、乃至实现“美”（“和谐”）的内在逻辑与哲学理路。     

《天问》题旨释微

在前人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观点。认为＂天问＂包含三种涵意：首先,此＂天＂是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界,涵盖世间万物,即宇宙的总称,也就是文中所涉及到的对天、地、历史、神话传说的概括;其次,＂天问＂即＂问天＂,动词后置,其语意是向天进行发问;再者,作者内心情感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宣泄,故把天作为倾诉对象,对天来借以表达。指出只有对《天问》题旨有了清晰的理解,才能正确把握屈原思想与《天问》的中心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