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的人生痛苦论《离骚》“求女”指寓

《离骚》“求女”的指寓是什么 ?屈原最大的人生痛苦是不被理解 ,《离骚》与《九章》中反复申说这一点 ;在《九歌》中也有人神或神灵之间不相理解的叙写 ,而先秦时常以男女之间关系比喻知己关系 ,因此 ,“求女”就是求知己。但屈原又把求知己不成归结为介绍者的失职。     

《九歌》为祭歌说献疑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什么性质的诗歌?对此,历来有不同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祭歌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司马昶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的“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一语推测《九歌》是屈原奉怀王命作的捌神之词(见《屈赋微》)。《九歌》是祭歌吗?对此,笔者颇生疑     

《国殇》探讨

一、《国殇》与《九歌》的关系作为诗歌名目的“九歌”,来源很早.《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奏《九歌》而舞《韶》兮”,《天问》也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似乎远在夏朝就出现了.《山海经·大荒西经》里也有“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的传说.《九歌》其实是屈原取民歌的形式,假借神鬼之名,抒发个人情感之作.也许是羡慕民间《九歌》之美,于是把自己的作品也命名     

《湘君》、《湘夫人》臆说

屈原《九歌》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所存问题颇多.比如,篇名之缘由何在?《国殇》是否当“不入《九歌》之中”?笔者认为《国殇》并非刘永济先生论定的太史公所读之《招魂》,是祭祀神灵,而非人鬼,当属《九歌》无疑.《九歌》除送神曲《礼魂》外,每篇祭祀一神,共祭祀十神,但其中湘君、湘夫人实为一神,即“湘灵”.九歌是九神之祭歌,这便是《九歌》得名之由.本文在上述整体认识之下,从抒情线索、语言特色,论证《湘君》、《湘夫人》是一篇之二章,探讨了屈原将之断为二章的原因,并指出后人因混章为篇而出现九歌祭十神的难以理解的事实.笔者好奇,是非得失容或不同于通人,然“道并行而不悖”,要亦无伤大雅也.     

论《九歌》非同时所作

关于《九歌》的创作年代,说法甚多,归纳起来主要为二种,一是以郭沫若、游国恩为代表的早期说。郭沫若在他的《屈原赋今译》《九歌》题解中说:“由歌词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亦说:“《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国殇》试绎

《国殇》撷自《九歌》.从王逸编次《楚辞章句》以来,对于《九歌》的写作年代、生活基础和原始面貌,同异参互的见解一向就相当多,迄今尚未统一起来.因此,要了解《国殇》,不能不涉及整个《九歌》,并且仔细考校各种说法,择善而从.《九歌》其名,源存古远,屈原创作的《离骚》、《天问》以及郭璞作传的《山海经、大荒西经》都曾提到过.但是,屈原的《九歌》与之名同实异,其大部分材料是从楚国流传的祭祀巫歌采集来的,然后经过他创造性的整理,润饰和改写,方才蔚为奇葩.这一点,基本上已成定论.分歧在于,作品到底写于何时,所为何由.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屈原的政治态度,及其《九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所以千百年来众说纷纭,难以调和.不过究其大端,无非是两大类,即“放逐时作说”和“怀王时作说”.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张树国屈原在《九歌》中的位置，可说是《九歌》研究中具体而又敏感的问题。《九歌》属于巫系文学范畴，这已为古书记载和现当代田野考察的方法所证明。但关于《九歌》是否作于“楚之衰”就需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揭示《九歌》作品世界的内涵和那个...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吴王阖闾都城考——关于苏州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讨论

在苏州西部山区发现的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群和许多高规格春秋墓葬,印证了宋代方志所记“吴故都在馆娃宫侧”的传说,从而使春秋晚期吴国都城显露出本来的面目：西为吴国故都,东为新都吴大城,中部郭城之内则有姑苏台,东西绵延约20公里,显示出一方霸主的强盛国力。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春秋出土与传世文献虚词“及”的研究

笔者拟通过穷尽式方法，找出春秋时代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虚词“及”，并对其进行分类研究，描写春秋时代虚词“及”的用法，进而总结出春秋时期虚词“及”的语法特点。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俳倡优伶辨略

据文献记载,伶和优大致产生于春秋时代,俳和倡大致产生于战国时代,其出现有先后之别。从表演功能方面看,他们最初也颇有不同,倡主要是司唱,伶主要是司造乐器及掌管乐律,俳与倡虽同样司舞,但亦有细微的区别。此四者的出现,还与春秋战国时期大变革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     

《国语》中的神与民——政治哲学视阈下的春秋宗教信仰

《国语》一书存在着一种神民并举的现象,即凡出现神处,往往会有民与之合称,我们可将其称之为一种独特的神民叙述。这种神民叙述无疑透彻着春秋时期的宗教信仰,而隐身于《国语》书后的君主形象,又赋予了这种神民叙述一种独特的政治语境。当然,神民叙述本身存在的保民逻辑也使其成为先秦时期治世的一种政治哲学。由此,在这种政治哲学视阈观照下,春秋时期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镜像。     

春秋行人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成因

春秋行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春秋行人辞令的特色与春秋时代对礼的推崇有重要关系     

春秋时期家臣制度的延续及其变革

家臣是西周、春秋时期卿大夫的私家官吏。家臣制度即关于家臣的设置、职掌、俸禄、行为准则等的制度规定。西周时期，贵族世家内使用家臣进行管理，家臣制构成了贵族家族政治重要的一环。春秋初期，家臣制度继承了西周旧制的若干传统，家臣世袭制、家臣俸禄的禄田制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家臣制度相对于西周又有新的发展，如家臣设置的重点转移至诸侯国卿大夫的家族和采邑中；家臣设置日趋完备、职能更加精细、数量不断增加；家臣职责明显具有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职能。迨及春秋中后期，家臣成分日益复杂化、家臣世袭制不断打破、家臣俸禄出现了谷禄形式，这标志着传统家臣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走向了衰落。家臣制度的衰变，对春秋贵族政治向新的政治形态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春秋中晚期楚国在鄂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通过对鄂东地区出土的有完整发展序列的春秋中晚期楚器的型式分析,以及与邻近地区同时期出土器物的比较,认为鄂东地区沿麻城、黄冈一线在春秋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典型楚文化特征一致,即该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的坤舆。结合当时的历史地理情况可以看出,鄂东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东部边境,是楚国与其东邻诸国争战的前沿;目前发现的鄂东地区麻城、黄冈一线的春秋中晚期遗存与楚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