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出土墓志所见地名例释

东晋南朝墓志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地名资料,尤其是与墓主籍贯、婚姻、仕宦、爵位及葬地等相关的政区地名,加上其兼具作为出土材料之真实性、可靠性的突出特征,故可据之以补充、核实、纠正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本文即择其与传世文献记载颇有岐异者,略作考释,以补史阙。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

<廖有方墓志>是最近出土的唐代诗人墓志.这篇墓志提供了廖有方生平事迹的诸多信息,对于研究其名字与籍贯、科举与仕宦、婚姻与家庭、交游与经历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廖有方是交州人,墓志为了解与研究安南人物在唐代的进身出处、家族迁移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兰亭论辨”与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综述

东晋、南朝上承曹魏、西晋,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而出土墓志无疑是考见彼时书法艺术的一种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通过择要分析和介绍＂兰亭论辨＂以来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的颇有影响的成果,明辨六朝墓志书法是如何逐步受到学界重视,相关研究的开展又是如何被引发而逐步走向深入的。     

北魏元苌墓志补释探究

2002年春,元苌墓志在河南省济源市出土。该墓志详载墓主元苌的生平履历,志文中提到的职官制度如大姓内三郎、平城司州俟勤曹、诠量鲜卑姓族四大中正等鲜见于史籍文献,故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外,墓志追溯元苌祖上所用庙号、爵位传袭、起家特点、仕宦类别及赠官等级诸问题也值得细加辨证。元苌虽有天潢贵胄的名分,但其墓志的篇章架构和语脉文风与同期士族化倾向显著的邙山宗室墓志殊异,进而联系他葬地偏远的事实,可知洛阳时代身为疏族的平文后裔的地位渐趋边缘化,而这种不利因素反倒使其深得宣武帝的赏识和重用。墓主元苌的人生经历堪称北魏历史变革的缩影,也是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写照,元苌墓志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武周《阎泰墓志》考证

阎泰墓志,近年来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地区,志主阎泰为阎立德第三子。有关其人,传世文献中并不见记载,但是在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宫廷写经中却有他的记录,曾经在上元至仪凤中,武则天为其已逝父母追福的抄经活动中担任使职,监督此项工程。结合出土墓志、敦煌遗书、传世文献等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考证阎泰的世系、仕宦履历、家族沉浮等问题。     

《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重庆地名整理与研究

以《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中重庆出土的历代墓志为语料,对墓志中所见重庆地名(包括乡、镇、街道、山、水、寺庙等)进行整理与考证,然后对其进行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包括图腾崇拜、姓氏、避讳、宗教、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经济地理的几个问题

出土唐人墓志保留着唐代珍贵的经济地理信息。由于唐人仕宦空间跨越性大、调任频繁,其墓志中往往会记述生前多个任职地的地方社会信息,经济地理信息就是其中之一。就唐代南方社会而言,出土唐人墓志留下了较多的南方地区的经济资源、经济开发的记录,同时,也披露了经济领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唐人墓志也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唐代北方地区的山地经济、都会城市的商品经济特点,此外,墓志还折射出了唐代北方社会经济下降、衰退的某些迹象。     

试论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的盛衰

晋太元八年,东晋军队在谢安、谢石及其子侄的指挥下,获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东晋朝廷转危为安,陈郡谢氏由此成为晋末最显赫的士族之一。但此后经来自东晋政府上层的抑制,来自下层孙恩、卢循起义的打击,更经宋初改朝换代、皇权重振的冲击,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谢氏家族迅速走向衰落。这一段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宋之际士族的衰落及士庶之间权力交替的过程。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成吉思汗有可能葬在六盘山——再谈成吉思汗的陵地问题

成吉思汗死于何地,死后又葬于何地,是学术界多年来颇有争议的问题.该文从成吉思汗带病用兵西夏、史料记载病殁六盘山,以及六盘山地区一些特殊地名、出土文物及当时交通条件限制及炎热夏季不可能长途跋涉将遗体运往别处安葬,作者倾向于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并就地安葬.     

古典诗歌中的地名特点初探

该文在古典诗歌中撷取大量诗题诗句，从地名相同、一地多名、地名泛指、地名省称、地名旧称、地名改变、政区治所变化而名称不变等七个方面，探讨古典诗歌地名特点，并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     

元好问碑志文分类研究

元好问的碑志文,收入《元好问全集》的共99篇,以传主身份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名臣、名将、良吏、名士、僧道、其他等6类.在碑志文的创作中,元好问结合传主的身份,撷取人物生平行状事迹的主要方面详细描摹刻画,突出了人物值得颂扬的品行才学和成就建树,蕴含了作者丰富的情感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 ——-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

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励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的释文在涉及 唐、宋官制方面有一些误读和不足,诸如对墓主和墓志起草人的官衔不予标点,将宋代本官阶和职事官混 为一谈,将唐代职官术语视为官名,未能区别唐、宋职官正称与别名之异等等,致读者对墓主的一生仕履 稀里糊涂,直接影响对出土文献的正确利用。年轻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加强官制学养,提高释读新出土 文献的水平。     

以《晋故中书侍郎荀岳墓志》为中心考析西晋社会礼俗

依据西晋人的取名礼俗与族属谱系,可以推证出荀岳家族墓志中子嗣生卒年月、仕宦履历及姻亲谱系。墓志记载了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丧葬礼俗,是家谱在墓志中的再现。墓志文本范式反映出家族兴衰荣辱与当时社会礼俗之间的文化同构。聚族附葬习俗,体现出附葬者与墓主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亲族同门情义的认同。墓志中的拜时妇、三日妇之婚俗,突破了＂周公六礼＂之约束,在西晋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有利于家嗣的传衍,是合乎现实的选择。     

盐城出土墓志、地券调查和研究

盐城市出土墓志、地券因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对研究地方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参考价值。通过梳理这些墓志、地券,有助于我们真实了解施耐庵籍贯、泰州学派、盐城千户所、科举教育、盐城地名变迁等相关历史信息,在文化盐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独特的作用。